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两次大的礼法之争。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时隔两千多年以后,在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法律思想领域中再一次出现了大的礼法之争。两次礼法之争,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但它们都对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前者评论颇多,而对于后者的论述却很少。因此,本文拟就第二次大的礼法之争,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清末“礼法之争”对今天法制建设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清末新政中因修律而引起的“礼法之争”,认为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固有排他性和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 ,并分析了清末“礼法之争”对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法律文化 ,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走出一条稳健与成熟的新路子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

清末礼法之争是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的一些争论,这次争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围绕"存留养亲"、"亲亲相隐"、"无夫奸"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去除以三纲五常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传统法律体系及理念,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体系,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礼法之争”法哲学之辨

"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如何治国,儒法两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争。礼法之争涉及很多深刻的法哲学命题,对人性、情感的不同认识以及因不同职业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的着眼点及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两派对德礼和刑罚二者强调和取舍的不同。"礼治"与"法治"理论的同源及目的的相同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和融通。先秦礼法之争促进了法律的发展和法学的极大繁荣,其中蕴含的古人丰富的政治法律智慧,弥足珍贵。     

科学或者迷信:清初中国历书之争

清初历书之争是教会内部有关民历铺注是否属于迷信的争议.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历书之争的缘起、过程与结局进行深度分析,并分析其原因与影响.历书之争的核心议题与中国礼仪之争非常相似,争论各方对于祭祀等理解与诠释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未对后来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了良好借鉴.历书之争是中国礼仪之争的前奏,反映出西方科学在前近代中国传播的困境,也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两难处境.     

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

本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近代佛教的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新内容与时代特色、近代佛教所面临的新旧之争、僧俗之争等问题以及佛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通过对近代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清末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新探

礼法合一是传统中国法律区别于近代法律的最显著特征。然而在清末，礼法合一的传统法律实现了向礼法分离的近代法律的过渡，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乃是这一过渡带的分水岭。它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导致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以往学界同仁从外来因素中剖析的居多。笔者感到，分析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不能避开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因此，本文试图避开纯法学的研究方法，改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主要提出了如下两则观点：第一，清末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及其对传统札法规范的冲击，是导致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或物质动因；第二，基于社会动因基础上的文化生活的演变和乡土观念的更新，是导致礼法分离的文化动因或精神动因。结论认为，没有清末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动因的影响，礼、法就不能有效地分离，外来因素对礼法分离只起了催化剂作用。     

清初历法之争原因再探究

历法之争是中西科学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历法之争后,康熙下令禁教.近代部分学者认为,是儒学士大夫的顽固、保守和狭隘导致了历法之争.实际上,历法之争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历法对历理与历数并重,而西洋历法只重历数不懂历理,致使在一些重大历法问题上出现冲突;第二,古代中国历法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西洋传教士冒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历法之争的结果是西洋传教士能够在不懂历理、儒耶矛盾突显的劣势下继续推行西历,这得益于西洋历法的先进性,也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先进科学是持相当开放态度的.     

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论争

在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现代与科学话语下,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和生存挑战。为争取生存合法性和发展空间,中医界在这场中医存废论争中极力强化其“民族医”身份,试图将科学或非科学、现代或落后的医理之争转化为卖国或爱国、侵略或反侵略的义理之争。医界的论争实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碰撞冲突。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生成与礼法文化

美育思想的生成与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人类文化的子系统,美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与文化有关.在中国,礼乐文化的产生植根于与礼法文化.美育思想的起源就离不开礼法文化的影响.如礼乐与礼法文化来自"天"意、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和经义崇拜而形成的禁忌规范和道德规范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并终于成为指导人类社会的礼法与礼乐活动的原则等等.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异变及其历史功绩

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所探讨的核心主题.在称之为"黑色时代"的中世纪,理性主义在批判性继承古典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基础上,在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中,理性主义异变为上帝的理性,从而与人的信仰分裂,这种异变性的发展为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来临埋下了"种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性恶与礼法——荀子礼法思想的人性根基

为了给礼法的生成与运行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以人性统一为前提,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之合＂为理论归属,论证了礼法产生的必要性、可能性,揭示了礼法运行的人性机制,彰显了先秦儒家礼法与人性关系的内在逻辑,从而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们的欲望、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建构相应的法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