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测谎结论证据规则的构建

测谎结论是一项以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为内容、以鉴定结论为形式的综合性证据,因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明力,具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的性质,具有鉴定结论的性质.当然,在构建我国的测谎结论证据规则时,我们应有限制地赋予测谎结论证据能力,同时在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前提和采纳条件等方面严格控制测谎程序.     

关于测谎技术的证据价值分析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案蕴含的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从测谎技术的发展及相关事项看,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据力、证据能力的作用,但是,测谎结论只是一种普通的证据,而且是“有限采用”的证据。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及其规范

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规定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种类单列,诉讼法学界对此也存有争议。首先通过对否定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观点进行反证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再将测谎结论与司法精神病鉴定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可归于证据种类中鉴定意见一类。最后,建议对测谎技术作如下规范:一是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测谎员的资格认证;二是加强对测谎鉴定机构的监管。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

测谎是一项评判心理痕迹对应相关度的犯罪心理鉴定技术.测谎原理的科学性,测试方法的稳定可靠性以及测谎实践所表现出的高准确率,是测谎结论存在客观真实性的基础.由于测谎测试的是与案件有关的心理痕迹,因而测谎结论具有相关性.从性质看,测谎结论属于鉴定结论的范畴,因而形式上具有合法性.测谎结论作为一种诉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运用.     

证据制度网络视野中的测谎结论——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中心的考察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证据学视野的测谎结论分析——以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为中心的考察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因此,从证据学视角阐述其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论人证的真实性能否外化为测谎

真实性是证据的核心内容,人证是以人的语言陈述形式表现证据事实的各种证据,由于其具有动态反映性、虚假可能性、不稳定性、难以收集等特点,人证的伪证频率很高,使得法官对人证不敢轻易的采信。如何判断人证的真实性,司法实践中引进了测谎,笔者认为,人证的真实性不能外化为测谎。     

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隐藏信息测试的两种研究取向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与隐藏信息测试相结合(ERP-CIT)是目前犯罪测谎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两种不同取向。在实验室研究中ERP-CIT主要以P300为鉴别指标,犯罪侦测率逐渐提高,但易被反测谎击败,生态效度低。复合反应范式(CTP)提高了识别反测谎措施使用的准确率。现场犯罪测谎取向的脑指纹测试范式(BF)以P300-MERMER为测谎指标,结论已可作为法庭证据采信。ERP-CIT在范式、指标、效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将来应区分真实记忆与错误记忆、目击者与犯罪人,探索自我控制等调节变量对测试的影响,并与生理测谎指标相结合,针对不同犯罪群体进行现场研究。     

测谎结论的制度之维:交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兼对高检发研字[1999]12号司法解释的质评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适用规则等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测谎结论在刑事侦查中应用的制度设计

测谎作为一项高科技技术,在刑事侦查中应用,具有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与其他允许使用测谎技术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还欠缺规范测谎适用的相关原则与具体程序,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我国司法活动中测谎技术广泛应用的实际状况是不相称的。本文在对测谎结论目前的＂混沌＂状态进行潜心梳理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进而对测谎结论在刑事活动中的应用原则进行规划,相关制度进行设计。     

测谎与摄影技术作为侦查手段的法律问题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中,采用测谎、摄影等高科技手段,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犯罪证据,提高诉论效率。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容易造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隐性侵害。文章主要针对测谎和摄影等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律性质,实施的法律程序以及对处分相对人的人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为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时提供一些思路。      

检察院里的反贪测谎师

2014年春季的一个晴天,在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5楼一个房间内,年过半百的测谎师王志君打开电脑翻看着测谎图谱,直言测谎没那么神秘,＂只是一种心理测试,有时会与测谎对象有智慧、阅历上的较量。＂在过去的近10年中,王志君和测谎仪一道,与被安排来测谎的各色人交手。他说,自己喜欢做测谎这个工作,因为测谎不但可以维护正义,还可以把握人的心理。在许多人看来十分神秘的工作,王志君却认为＂没那么神秘＂。近10年来,他是怎样以一颗平常心从事测谎工作的呢？10年前令他难忘的一幕王志君是2004年到郑州市检察院的。就在当年，他见识了测谎的威力。     

杜培武案的证据学思考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处理已尘埃落定 ,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 ?警察能否出庭作证 ?被告人翻供之后程序应如何进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谁来承担 ?文章对此试图一一作深入的探讨     

测谎的规范化构想

对于测谎技术,我国经历了从不认可到广泛应用于刑事诉讼。由于认识还不够深入并且缺乏应用的规范性,导致了一些错案。但这并不能否定测谎的价值,我国测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规范,以保证其准确性的问题。     

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与证明力之关系探析——以两大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电子证据是指借助电子设备展现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可在诉讼中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所有证据材料.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依赖性、不稳定性和可恢复性等特质.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是其证明力的前提和基础,证明能力关乎电子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而证明力则关涉电子证据证明效果的大小,两者在性质、表现形式、要求和适用规则上存在诸多不同.     

实物证据庭审质证规则研究——以美国鉴真规则的借鉴为视角

鉴真规则旨在解决举证一方于法庭上出示的实物证据与其在诉讼主张中所声称的实物证据之间是否具备同一性的问题.鉴真规则属于证据能力规则范畴,并通过对证据形式真实的检验,确认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实质关联性.对鉴真规则的适用,不仅具有保障证据客观性的功能,还有助于完善证据的两步认证模式.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缺乏从证据能力层面上对鉴真规则进行专门的规定,而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辨认规则来实现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致使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关联性与真实性相混同.对此,应从二者的适用场域、对象、方式及审查内容上进行区分.梳理及构建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应注意把握各类实物证据的特征,对鉴真内容、鉴真方式、证明要素及适用后果进行剖析.     

读者网站

测谎仪是一种用于辨别谎言的仪器。它常被用于疑犯审查,对提高警方的破案率有一定帮助。但测谎仪本身并不十分可靠。测谎员的提问方式、被测者当时的情绪等都有可能使测谎失真。如果完全相信测谎仪,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就曾因为轻信测谎仪而上了苏联间谍的当,成为国际笑谈。 今天,美国又以测谎仪的测试作依据认定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是中国间谍,而且是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测谎时做了手脚才使李文和没有通过测试。除了测谎是在被诱骗下进行之外,在临测谎前几分钟,李文和才被告知他被怀疑是间谍,影响了他的情绪,而测谎时测量李文和心理反应的一根电线竟没接好。由此看来,     

论秘密监听证据能力

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具备证据能力的法理性.如果通话一方具有一定的合理隐私期待,则侦查机关必须在合法监听下取得的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监听令状载明的犯罪嫌疑人之外的第三人所为,只有在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可以监听的犯罪种类的情况下,该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完全无关第三人所为,则该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严格证明新论——兼议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

比较而言,两大法系在解决诉讼的证据资格问题上各有特色,然而,学界在对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中有关严格证明这一关涉证据资格问题的理解上,将其仅解读为对实体法事实证明力的要求.而对其在证据能力即证据方法和证据调查程序上的要求语焉不详,造成严格证明概念的片面化和空洞化,这与学界传统上对大陆法系关于刑事证据能力问题上的误读有关.认真梳理大陆法系刑事证据资格的理论,不仅是重新认识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原理及其证据制度的要求.也是解决当下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知识准备不足的必由之路.     

铁路信号系统安全证据的属性判断

铁路信号系统安全证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客观性方面,铁路信号系统安全证据除应满足内容和形式客观外,应从科学性和时效性的角度克服其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在关联性方面,铁路信号系统安全证据应当从关联性层级决定证明能力层级角度,设定安全证据采纳的最低关联性标准,同时还应注意关联性包含安全证据"证是"和"证否"的双重功能.在合法性方面,铁路信号系统安全证据应当同时满足主体、形式、程序合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