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韦伯形式主义法律观的批判与超越

在马克斯·韦伯的形式主义法律观视野中,法的合法性在于法律的形式本身,而哈贝马斯并不赞成对法律范式的研究简单地做“形式”与“实质”的区分。以交往理性为立足点,哈贝马斯主张建构以对话理解、协商共识为基础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     

法律信仰的中国土壤——法律信仰的基础性分析

“有法不依”、“司法不公”、“舍法求法”等现象的存在,使法律信仰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且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然而,对中国古典法律思想的剖析说明,“法律信仰危机”的存在,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错,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做的正是真正进入中国古典法律思想,从中寻找到使之进入当代法律生活的有效路径,为它本身赢得存活和再创造的机会,并最终使其成为当代法律信仰的“本土资源”。     

孙中山法治思想初探

在新的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回顾20世纪初,“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论述中即包含了丰富的法治思想他坚持人民主权,指出“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他倡导法律至上、宪法至尊,认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他注重人权,推崇平等;他重视立法,盛赞法律为“共和国之命脉”;他主张依法行政,认为政府各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有法可循,并大力整饬吏治;他强调司法独立,力主改革封建司法制度.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中西法律文化的贯通融会及挖掘法治本土资源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给我们今天对传统法治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     

中国古代法的伦理价值观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的价值被无限拔高,使法律以“无讼”,即法律不发挥作用为自身的目标,导致法律仅作为“德治”、“礼教”的辅助工具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论司法角色的冲突与调整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法律人”、“政治人”与“社会人”三种角色是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调整其中的冲突,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论《唐律》“不应得为”条

“不应得为”条是《唐律》为惩治“杂犯轻罪”、弥补成文法规不足而在《杂律》篇中专门设立的一个概括性条款.从各种记载来看,这种条款早在汉朝就已经存在,唐朝应是继承自前朝.“不应得为”条的适用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律令无条,一是理不可为.律令无条是指对某种行为律、令、格、式均无规定,同时也无法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入罪方法.理不可为则是指按照法律的精神不应该做.“不应得为”条规定了笞四十和杖八十两种轻重不同的刑度,但这两种刑度仅是量刑的两个基本刑罚标准,执法者可以酌情据理适当下调.在确定不应得为刑罚的轻重时,一个负责任的执法者应该会有所参照,这个基本的参照物就是法律或刑法.“不应得为”条扩大了《唐律》的打击范围,使一些在统治者看来不当却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行为也有可能受到刑事制裁,但对这一作用不宜过分夸大.     

“生态人”：法律上的人演进之方向

法律上的人是指呈现在法律上的,法律准备加以规定的人类形象.法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义务人”“商人”“社会人”等法律上的人的形象,从法律上的人的演进历史可以推导出其演化规律.在生态危机蔓延的今天,传统法对人的理解需要受到检视,“生态人”的基本内涵,生态危机对传统法律人模式提出的挑战,环境法法律部门的兴起,证成了“生态人”必将成为法律上一个全新的人之形象.作为全新的法律上的人之形象,“生态人”有助于完善环境法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为建构环境法制度提供知识基础.     

当代大学生的“信仰”在哪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信仰”教育探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旨在通过道德和法律“路径”,使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师教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终极导向,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努力突出法律的权威性,而不是构建“法律信仰”.就个人而言,并不存在“多元化信仰”,法律信仰是基于西方宗教语境下的命题,在我国并没有其适用的现实土壤.当代大学生应以马克思主...     

比较法律文化视角下法律文本的对等翻译研究

法律文本相互间的“功能对等物”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在中西法律文化中“功能对应物”呈现交叉现象.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侧重点不同,在西方“法”强调的是权力和规律,中文“法”则侧重于制裁和惩罚.中西法律文化内涵的不同,导致文化意识不同,西方法学提出“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契约”、“自然理性”等,而中国法律制度主要源于政治,权力制衡概念空缺.法律文本的严肃性要求翻译务必达到法律效应上的对等,因而法律翻译应注重文化差异,译者需将文化范畴体现细致,要做到忠实于源语信息,实现法律功能的对等.同时,译者也应注重翻译的规范性、准确性和通俗性.     

浅析日本法律移植

日本的法制史可以说是一部法律移植的历史。日本的法律从诞生开始,便充满了外来性的色彩,其发展过程更是外来文化不断融合与更新的过程。文章就日本“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二战后”进行的三次法律移植做简单介绍,并对每次移植的予以分析,以期对我国今后法律的发展与完善有所启发。     

基础课“法律基础”部分的实证研究——以宁德师范学院为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版教材对“法律基础”部分进行了较多修改.2014年,从中央到福建省,思政课的教学质量水平受到高度重视.为跟进教材,提升教学质量,应调查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实证研究和改革.通过将“法律基础”部分分为“形”篇和“魂”篇两个专题,深入研究理论,重点结合案例,以多种教学法予以辅助,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代自然法观念对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引

近代自然法观念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取向引导.生态福利,指为满足居民生存与发展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向居民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社会福利.衡平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需求,生态福利共享为其终极价值需求.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与近代自然法观念在价值始点、价值中介和价值目标维度相契合.按照近代自然法“理性观”“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的导引,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应依循理性,以权利共享为基础,以生态福利公平分享为依归,并由政府主导生态福利分配.     

转型期我国法律家长主义适用的界限——以“超”法律家长主义的防范为视角

法律家长主义在保障个体权利充分实现的同时,又限制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如果适用不当,还极易产生侵犯个体权利和自由等负面影响.因此,需对法律家长主义的适用采取谨慎态度,为其适应范围设定“底线”,区分“公域”和“私域”,并限制它对“私域”的介入.同时,应充分保障当事人适度的自主选择权和个体选择权,权衡具体适用的社会整体效果.在我国社会转型和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对“超”法律家长主义加以防范,以充分发挥法律家长主义对于个体权利的积极保障功能.     

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及冲突原因分析——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讨论历来已久,“泸州遗赠案”的发生,又使之讨论更加激烈,本文欲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简单探讨法律规则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冲突的原因.文章并不在于深究此案的结果是否正确,而重在提供一种思考的进程或者考虑的因素而已.     

建立商业诚信法律保障机制之必要性分析

为解决社会信用低下等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企业信用管理法”或“社会信用信息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在完善和落实上述体系和法律制度时,必须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加强监督管理,切实从根本上消除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     

谁的法律？——中国法权的正当性考问

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思想背景与历史进路.中国在移植法律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反思西方法律与中国文化的适配性,并据此考量现有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在空间维度下,“中国遭遇法律”与“法律遭遇中国”带来各自难以回避的困境;在时间维度下,“物质至上”时代与“中心化”时代亦使中国法学陷入忧思.中国法权的正当性立基于对“谁的法律”这一问题的求索,并且在对生存其间的具体之人的终极关怀和对法之精神信仰探求的过程中,主体性法学开始自觉并逐渐出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式教学常见误区分析———以 2013 新版教材为视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全国统编2013年版新修订教材在章节结构的逻辑安排方面有重大突破,从道德与法律的相关理论知识落脚到大学生的道德和法律行为规范,在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个人品德养成四大平台中,以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为载体,强化课程“修养”“素质”特质.依托新版教材,开展专题式教学,必须把握教材新特点,科学设计专题内容,避免出现道德和法律专题板块分割的误区.     

结合“律师业务与公证”的教学进行律师素质训练——增强实践性的教学设计方案

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是我国的一项教育方针,本文结合“律师业务与公证”这门法律专业课的教学,就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的律师素质训练做初步探索。     

从法律概念中探寻法律关系 ——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研究

霍菲尔德从八个基本法律概念(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权力、责任、豁免、无权力)入手,重新构建了法律关系理论.他认为这八个法律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整体,既可以从“相反关系”,也可以从“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当把这个整体拆开时,就会发现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是“针对行为的法律关系”；权力、责任、豁免、无责任则是“针对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霍菲尔德法律概念理论对后世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法治思想初探

在新的世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回顾20世纪初,“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论述中即包含了丰富的法治思想：他坚持人民主权,指出“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他倡导法律至上,宪法至尊,认为“一国之政事,悉以宪法行之”,他注重人权,推崇平等,他重视立法,盛赞法律为“共和国之命脉”;他心张依法行政,认为政府各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有法可循,并大力整饬吏治;他强调司法独立,力主改革封建司法制度。此外,孙中山先生在中西法律文化的贯通融会及挖掘法治本土资源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给我们今天对传统法治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必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