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论明中叶吴中士人的生活态度

在明代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江南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吴中文人形成了特殊的人生态度和文化性格.他们不再是奋不顾身投入政治生活,而是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萦绕心际的不再是抽象的家国天下,而是自己的具体生活;最能牵动情怀的不是功名富贵,而是日常生命的流逝;不是所谓抽象的人生价值,而是自己世俗的生活情趣和享受.促使中国社会由古代走向近代的内在驱动力,正来自于这里.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晚明知识女性社会交往方式论析

晚明特殊的社会环境,从软性资源和硬性资源两个方面为女性建立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知识女性展开多种多样的社会交往,其方式主要有外出游历、做闺塾师、参与政事、文学酬和等。这种交往成为中国女性独立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贵开端,并沉淀成一种历史资源,由这种交往而沉淀的闺秀传统,形成代际传承,对后世清代才女、民国名媛的社会交往也产生了影响。     

晚明士人旅游观念新变

晚明士人热衷于山水游赏,且游之盛历代少有。这种现象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现实的缺失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适应,晚明士人旅游观念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推崇境缘人胜;注重悦情适意;追求奇美意趣,反映了士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生活取向的自适性和山水观念的感性化。     

论唐代咏物诗与士人生活风尚

唐代的咏物诗可分为吟物和感物两类。吟物的咏物诗在初唐与晚唐诗坛上相对较多 ,它的产生与士人诗酒之会、书斋唱和、切磋诗歌技艺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 ;感物的咏物诗又可从物象的士人自我投射和社会现象投射两端去把握 ,这类咏物诗较适用于士人借物抒怀的干谒求进或讽刺规谏。因此 ,唐代的咏物诗可以是士人在闲适或逃避时的自娱 ,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仕途上的进取 ,它们是审美的 ,又是功利的。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论晚明士人的生死观

晚明是一个"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晚明士人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源自士人内心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文化限制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感。晚明士人把对死亡的恐惧内化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力,而把对生死的反思外化为摆脱陈规陋习的不羁之举。这种生死智慧的物化形式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死亡态度的个体化,生活态度的自我性。     

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清”与汉代士人的生活价值

清在汉代主要是用来描述和评价人物道德品行的一个概念,自西汉晚期,尤其是东汉开始广泛使用。它代表着士人的一种人格状态,这种人格意味着对于以物质财富为核心的世俗利益的限抑性态度和行为。清士以重道轻利的儒学原则为思想依据,身体力行廉洁和清醒的行为准则。他们的称名于世,体现着对于越来越严重的以沉迷物欲为主要特征的贪浊污秽的社会风气的不满以及加以净化的时代要求。清在汉代逐渐复合为清廉清醒与清高,成为士阶层所特有的人格品性。     

论明中后期以来的捐纳与官吏之考核

文官考核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一项重要内容,形成于洪武年间.然自明中后期以来,官吏考核渐流于形式,文职官通过捐纳免赴京考;罢免之官可捐纳复职或冠带致仕;吏员通过捐免考缩短历事时间,或直接获取出身等.这固然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捐纳的影响不容忽视.     

试论明代中期士人的标榜习气及其影响——对儒林与文苑的双向考察

无论从儒林还是文苑来看 ,热衷“标榜”都是明代中期士人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 ,这充分体现在他们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建立门派 ,对于一己之名声和学说大力传播等方面 ,其标志便是心学的风靡、书院讲学活动的勃兴和文学社团的繁盛。在充分认识“标榜”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同时 ,还应该看到它在明代学术风气转换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言行与死生: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绝境形象发微

明清易鼎是江南士人面临的巨大考验,在故国、新朝间的不同选择,将会导致政治身份出现较为明显的分野。观照抗清义士、前明遗民,依恋故国旧主与拒斥清廷新君的心态生成了巨大张力,往往会使其陷入逃脱不了的生死绝境。通过对罹难、殉节江南士人的临终诗歌书写,时人、后人接续撰述的追念篇章,以及史书地志的层累记载等各类文献的细读,则明清之际江南士人遭逢绝境后向死而生的形象逐渐地被形塑并丰满起来。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温晓莉明代初期的严法惩贪、吏治清廉，与中后期的贿赂公行、贪赃腐败成风，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朝代，前后如此通异，实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罕见。（一）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贪赃之风有三大特点：一是举国贪赃，侵吞公物，其面甚广，已酿成上下相蒙...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