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两种追求与风格

一、阳刚与阴柔　　端木蕻良于 30年代踏上文坛时 ,时代政治和文学主潮的影响及自身对此的积极认同 ,所受外国文学的浸润尤其是对 1 9世纪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的偏爱 ,使外表清癯文弱、在东北作家群中显得最具有“文弱书生”气质的端木蕻良 ,产生了一种对“宏大叙事”和阳刚之气的审美热爱与文学追求。其实早在 1 92 8年 ,当端木还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 ,就与人合作撰写过《力的文学宣言》并在他参与编辑的学生刊物上发表。在写于抗战时期的长篇小说《大江》的“后记”中 ,端木蕻良强调自己“欢喜巴尔扎克更…     

纪念端木蕻良文学生涯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端木蕻良，１９１２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１９２８年起开始文学创作，１９３２年参加“左联”，积极投身革命文艺活动，１９３３年完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被誉为“第一次赋予内蒙古草原以灵魂与生命”，此后，又发表《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砂》、《浑河的...     

鲁迅与《科学新闻》

《鲁迅书信集》附录收有鲁迅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编辑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记录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的罪行,谈到关于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等问题,是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信件。但信中提到的这位“编辑先生”是谁?是哪个刊物的编辑?信中所说的《科学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关于《科学新闻》所载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由于一直未能找到这位“编辑先生”,《科学新闻》这种杂志也一直未能发现,所以对此信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更是茫无所知。在一次访问端木蕻良时,端木蕻良偶然谈到,这封致“编辑先生”的信是鲁迅写给     

与抗战无关的两篇故事——端木蕻良的《初吻》与《雕鹗堡》

端木蕻良一般被认为一位抗战文学家或者东北作家,但是1940年代初端木蕻良开始从现实、时代的主题意识离开,把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个人的内面世界,而用细腻精致的叙事方式来转换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此事实的背后存在着很现实、个人的理由,那就是妻子萧红的死亡。端木蕻良通过那种很痛苦的经历转换了以前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抗战正在很激烈时端木蕻良就写了与抗战无关的小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初吻》和《雕鹗堡》两篇小说。     

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建树

本文从叙事结构、意象、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建树。《科尔沁旗草原》具有恢弘的史诗性结构;在诸多小说的结构上,显示出一种多层面的复调性;还有写实与写意的参差交错,善于营造一种抒情境界。意象在端木蕻良小说中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用于预叙、补叙,也用作“文眼”,起到一种伏脉作用。叙事语言将不同来源、不同色调的语汇与话语方式熔于一炉,富于多样性与变化性,清新自然,韵味淳美。     

精神的救赎与人性的复活——《复活》与《科尔沁旗草原》比较研究

托尔斯泰与端木蕻良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托尔斯泰的《复活》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对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产生了巨大影响。两部作品在主题、艺术构思、人物设置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但《科尔沁旗草原》并非《复活》的翻版,而是有其自身的艺术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作者的审美个性方面。     

萧红的生日到底在哪一天?

《社会科学战线》八○年第三期《文学日历》栏载:“6·5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11)。”据我所知萧红生日的说法不一。现把各家之说,胪列如下: 一、端木蕻良《纪念萧红,向党致礼》(原载《广州日报》1957年8月15日,转引自《新文学史料》80年第一期第259页葛浩文《寄自美国的读者意见》):“萧红生于1911年5月5日”。     

一封有关萧红史料的短简

在1934年2月1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八期的《“文阵”广播》中,摘登了端木蕻良的来信: 我编月刊即发稿,有戈宝权,台静农,萧红,绿川英子,高尔基遗作,论石川达三,论姜布耳,艾青诗,贺绿汀歌。……萧红人甚健,现与池田同住,将来也许同沈先生去新疆。弟生活甚好,勿念。正计划写一篇《大江》。     

雾与端木蕻良的内心世界——论端木蕻良《鴜鹭湖的忧郁》中的雾意象

作者通过对古人诗词中的雾意象的概括,论述了端木蕻良小说《(此鸟)鹭湖的忧郁》中雾意象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作者指出在这篇小说中,雾意象传达的端木蕻良的两种情感及原因。一是浓重的忧郁、悲愤的压抑;二是对故土人民的深深爱恋与同情及对苦难中国的苦痛。通过对这两类情感的分析,揭示了雾意象在这篇小说中的重要作用。     

乱世男女生活的真实写照——评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

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以温婉含蓄的叙事方式、生动传神的人物个性、抒情写意的清丽语言,构成了作品蕴藉柔美的艺术魅力.作品展示出抗战时期生活的另一面,成为其创作阴柔风格的代表作,在作家创作与文学史上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试析端木蕻良创作中对文化因素的吸收及其意义

将诸多文化因素引入作品是端木蕻良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突出特征之一,这是作家自觉将《红楼梦》等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借鉴到现代文学中所进行的可贵艺术探索。端木的艺术世界包容了丰富的雅俗文化成分,对民间文化的呈现尤见特色。在较为成功的作品中他注意将文化材料自然地融入叙事中,实现了与作品各构成要素的有机衔接。文化因素的引入使端木的创作表现出崭新的审美特征,对于端木艺术世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端木蕻良的艺术尝试成功与失败兼而有之,但其予人的启示颇多。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诗经》若干带“有”“其”字疑难句子的释义

本文在考查《诗经》中作附加成分的“有”、“其”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对与“有”、“其”有关的若干疑难句子的释义作了辨析,或别出新解,或择善而从。     

《周易》"乾坤易简"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乾坤易简”说是《易传》所强调的原理性的观点。“乾坤易简”在《周易》象征喻意的表现形式上也得以体现。“乾坤易简”的《易》学思想,对古代文论也曾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地产生过影响,“以简驭繁”与“简而有法”的文艺创作论,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布迪厄的“场域”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研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结论。丁家依靠占有文化资本而发家,还利用象征资本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维护和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构建了《科尔沁旗草原》的情节冲突。科尔沁旗草原场域形成了作品人物特有的惯习。     

关于《文选》与《集》同文异题问题——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以《集》与《文选》所题异,断《赠丁仪》与《又赠丁仪王粲》之“仪”、《为顾彦先赠妇》之“俱云‘赠妇”’与《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之“云‘赠妇”’为“误也”等等,均非圆照。其失乃因一切以《集》为准,而没有注意到这些《集》多非作者手编。即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看,《文选》所题未必不及“《集》云”。今人或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证,其失或仅以《文选》观《文选》;或以今绳古。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其成书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