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论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与演变的影响

乐府诗涉及诸多人物,是否有乐曲专咏人物事迹甚至以人物的名字或代称来命名乐曲、相关乐府诗的入乐入舞情况和流行程度、歌辞能否唤起读者的兴趣并为读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等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物传说的流播。乐府艺术在人物传说的演变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因其他乐府诗的影响,或从较早的歌辞里生发,或纯属乐府诗人的虚构,使得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乐府诗中诞生。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文本传播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考辨为立论基础,"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主要应为宫廷乐府的清商乐歌辞,它们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总数超过59首。由于多为宴会即席创作,它们有创作中显共性和传播中具变动性两大特点。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应有充分考虑,同时亦应注意分辨歌辞、本辞。对《乐府诗集》所载奏乐时代情况的考证,说明了一向所说的汉民间乐府诗作如《陌上桑》等确非两汉乐府诗。     

《文心雕龙》乐府篇的校勘与辞乐的损益方法

损益修改方法是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之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记载李延年与乐府损益古辞的关系。但自从黄侃提出当为左延年、否定李延年的看法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黄侃的学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的说法更为可靠,此说不只是有版本依据,也有李延年曾经损益歌辞的文献依据。李延年损益乐府古辞又关系到乐府损益歌辞与旋律的入乐方式及其起源,对乐府音乐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乐府的损益修改方法并非只是损益歌辞,损益修改音乐旋律也是一部分,《文心雕龙》的记载并不准确。     

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与流布

南北朝乐府歌辞在中国古代民歌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论文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意在探讨其各自的源流及在当时的活跃状况。北朝乐府数量较少且音乐承袭前朝,乐器多为中原特色,歌辞基本为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创作;南朝乐府数量繁多,皆由民间徒歌披之管弦进而发展成熟,吴歌、西曲从其发生地吴越和荆楚扩展至朝廷上下。南北朝乐府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影响深远。     

乐府歌辞《采莲曲》文学审美意蕴脞说

乐府歌辞<采莲曲>虽然属"清商曲辞",但并非"喧丑之制",而是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采莲曲>的文学审美意蕴,不仅在于其充满了浓郁的劳动气息,呈现了凝结着丰厚吴越地域历史文化底蕴的"越女"形象,而且还在于其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以及多种情感审美类型.<采莲曲>是乐府歌辞中的清新一曲.     

南朝乐府中的“扬州”

南朝乐府《吴声西曲》中有不少诗提到“扬州”,如“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懊侬歌》)“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不断流。”(《莫愁歌》)“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襄阳乐》)这里的“扬州”并不是隋唐以来的扬州,如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隋唐以来     

乐府诗所反映的汉唐间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历史

乐府雅乐歌辞表述了文德教化、华夷一体的观念;军乐性质的鼓吹、横吹曲辞记载了民族间征战的历史;部分俗乐曲调、歌辞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民俗文化关系密切.乐府歌辞包含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容,具备了在音乐学、文学之外的民族关系的认识价值.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

温庭筠是唐五代第一个大力作词的文人。温词在晚唐五代时期既在不同的文化空间广为传播 ,又深受各文化阶层人们的喜爱。《花间集》以选本的形式传播温词 ,功在千秋 ;歌妓的演唱把温词更广泛地推向市井民间 ;广大文人对温词的接受表现出一个共识———“侧艳”的风貌与特质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于6月13日至16日在宁波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15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74篇,论文提要16篇,内容涉及到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等七个分枝学科。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