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与格套——试论阳明学与公安派文学主张形成之关系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是阳明学去格套精神影响的结果.袁中郎将去格套的精神引入文学世界,将去格套的哲学意义在文学上具体化,才使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在具体写作时有所落实,从而使"性灵说"不仅是有精神之理论,更是有方法之主义.     

竟陵派诗论及其源头初探

竟陵派是性灵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自其问世以来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本文一方面试从性灵文学发展之轨迹来探讨竟陵派的理论主张 ,另一方面就竟陵派与其直接源头的公安派不同之处略做比较     

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明末清初流寓日本的陈元赟,是我国第一位将公安派文学传至日本的诗人。日僧元政是日本第一位经陈元赟介绍而接受并学习公安派文学的诗人。陈元赟与元政合著的《元元唱和集》是日本第一部公安派诗集。公安派文学不但对日本的诗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影响了日本的花道艺术。     

华兹华斯与公安派文论的契合及离异

"感情"的切入成为华兹华斯与公安派文论最初的契合点,但从文化视角的分析发现,童心再次成为他们思想的契合。同时,自然与民间在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同的文化因素。公安派的民间文学的选择既是对中国文学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儒家诗教的突破;而华兹华斯对自然与乡村生活的讴歌既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弊病的反拨,也体现了西方神学思想。     

20世纪公安派文论研究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高举“性灵”大旗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他们以“性灵”为核心 ,主张文随世变的发展观 ,强调诗文创作“真、质、趣”的标准 ,提倡文学宜今宜俗之说 ,高度评价小说、戏曲和民歌等通俗文学 ,成为其后性灵文学发展衍变的思想和理论根据     

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

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论文时扬情抑理不同,徐渭论文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徐渭为文有“法严”的一面而有别于“不拘格套”的公安派。《论中》七篇是徐渭孜求中道的文艺观的学理基础,对“师类”“自然”与“警惕”的态度体现了其为学孜求中道的取向。     

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论略

:汤显祖是晚明的重要作家之一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中最有影响的诗文流派。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密切 ,主要表现为 :首先 ,汤显祖先于公安派作家崛起于文坛 ,前者是后者某种程度上的先驱 ;其次 ,他们又是反对文学复古的盟友 ;第三 ,汤显祖与公安派成员共同的理想基础是阳明心学 ,他们都崇仰李贽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徐渭为"公安派先驱"说质疑

在公安派形成之初和鼎盛之时,公安派作家不知道徐渭为何人,也没有读过徐渭的诗文,因而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和盛张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袁宏道识出徐渭时,公安派的创作高峰已过,在此之后,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学观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丧失了大部分进步的内容,倒退到传统的文学立场上来;如果说徐渭影响了公安派,这个影响也不是促进了公安派的形成,而是以另一种相异的风格启发了公安派对其自身局限的反思.由此看来,清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所谓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倒不如说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变"更为恰当.     

湖湘文士袁子让对晚明主流性灵文学的响应

晚明万历以来引领全国文学创作之主流的是湖广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性灵文学。在湖湘文士中，有一批中下层人士如袁子让者以抒写山水的自然之趣、张扬个体的性情之真、激昂主体的个性自然之美、提高自我的独立之尊响应着这场主流性灵文学活动，共同推动了晚明文学和地方文学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文潞公集》版本考略

文彦博是北宋与富弼、司马光齐名的政治家,其诗文书法俱佳,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举足轻重。镜考《文潞公集》版本源流和比勘现存的版本,有助于分析研究文彦博的创作特色和思想理念,从而更好地去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和社会政治文化风貌。     

佛教的顿悟和渐悟之争与刘勰的"唯务折衷"

南朝宋所掀起佛教顿悟与渐悟之争对于刘勰产生了一定影响,刘勰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与道安、慧远等一致,持折衷的观点,而这对于其文章学的形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文心雕龙>大致上是以折衷顿、渐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其文章学中种种矛盾与问题,使得<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论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诗文双璧传千秋——白居易反战诗文简论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艺术体系的结晶体。反战诗文则是他诗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品牌。他三次上奏请求朝廷罢兵勿战，留下上千言文字；还明确写了“戒边功”的反战诗，他的反战诗文是中国反战文学史上的双璧。     

试论文学概论之研究——以龚鹏程《文学散步》为例

龚鹏程的《文学散步》,现在仍可给文学概论的重写热提供诸多启示：一、必须明确文学概论的基本问题,去掉伪问题和多余问题;二、文学概论的撰写应具有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生命关怀;三、文学概论的撰写应融合中西,但立足点和旨归应是中国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     

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他从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功能和形象直观的特点出发,将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融汇于文学教育之中,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实践之路,对有效推进今天的文学教育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瞿秋白文艺思想的价值及当代评价

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文艺思想非常独特而富有创见。他初步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开创了我国文艺思想史的新时代。当然,尚处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孕育时期的瞿秋白文艺思想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与失误,他泛化了阶级论,过于强调政治性、工具性,左的色彩浓郁。当今时代,深入研究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得与失,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要走出文艺政治化、工具论的误区,兼顾文艺的社会性和个性化,大力倡导文艺大众化,坚决抵制文艺低俗化倾向,努力构建当代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     

现代传媒制约下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一开始就与现代传媒的运作结合在一起,在现代传媒特质制约下,鸳鸯蝴蝶派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机制,都遵循市场运行规律,这种机制最终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观念和作品特征,并奠定了中国通俗文学生产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