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

继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认知转向".奎因的"认识论的自然化"是这个转向的开始,而认知哲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则是这个转向的基本目标.因此,从语言转向到认知转向,是哲学认识论的形而上研究向科学化研究的转变.     

康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建立及其主要理论困难

康德认为,近代的形而上学问题已从对存在本身的关注,转向对经验何以可能的条件的关注,转向对经验何以可能的关注。正是这种转向,使得康德在其哲学上实现了从关注外在的形而上学到关注内在的形而上学的转变。使得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进一步结合。他指出我们的知识是开始于经验的,但却并不完全来源于经验。人的认识是从感性直观开始,知识的形成必须有形式的条件,否则认识根本不能发生。这些形式的条件正是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     

生成语法理论的哲学渊源

语言能力的内在性、普遍性和创造性是生成语法理论的核心理念。但生成语法理论却不是产生于一个单一的哲学源流,而是一个受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综合影响的多元复合体。     

狭义的“语言转向”与广义的“语言转向”

多数人认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应归功于哲学上的“逻辑学转向”,如有人说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①这种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也不失偏颇。孙利天先生在其《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时,就暗含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涉及到从弗雷格经罗素、维特根斯坦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而且包括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背景及与系统功能语法的结合点

批评话语分析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分析方法,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养分,将语篇、权力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都认为语言具有多功能的系统性,对意义的选择性和社会性,一方面系统功能语法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分析基础,另一方面批评话语分析为系统功能语法提供了更大的社会理论拓展空间。两者的结合表明对语言的研究重心由关注语言形式上升到关注重语言与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关系。     

从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辨走向语言批判的生活世界——论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观变革逻辑

审视近现代西方哲学观的变革,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不仅表征着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范式转变,而且凸显了西方哲学从思辨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根本指向。康德理性批判在于划定知识的经验界限,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奠基。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在于澄清思想的语言界限,对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治疗,但其后期思想却坚决捍卫常识,要求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从思辨的观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观演变的历史逻辑。     

简述形式语言学及其问题

目前,对形式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言性质的看法、形式语言学家的任务、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形式化手段的实质和局限性等方面,其存在以下问题:语言是社会的语言,不存在独立于社会的语言;语言作为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心理系统不可分;语言的形式与功能、语法与语用密不可分;独立的形式语法理论不全面。     

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转向

自然主义认识论从个体到社会再到实践维度的转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社会学在传统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直至解构；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自然主义与相对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社会学提出挑战，并促使自然主义认识论由个体认识维度转向社会认识维度，但在科学规范问题上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重视实践转向，是推动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自然主义认识论发展的重要策略。     

“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

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流行甚广、影响甚大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整个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应承认这种概括有一定理论依据,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某种解释力。但是,任何普遍性的概括都不免以遗漏和牺牲具体性和差别性为代价,如果把上述哲学史演化模式绝对化,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那么就可能模糊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并遗漏重大的哲学问题。在本文,我们将通过对“认识论转向”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并列为两个独立发展阶段的观念是不严格和不准确的,相反,在所谓“认识论转向”后面,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认识论”并没有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实现相对于本体论哲学的“根本转向”,而是与本体论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使用“认识论转向”来总结近代哲学并以之与“本体论”相区别时,我们应对这种概括的特定意义和理论有限性保持清醒的自觉,以免导致对复杂的思想史的简化和对重大哲学问题的误解。     

文化批判与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

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实质内容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反思转向了文化批判。卡西尔参与了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并以文化为中介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中介化、历史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在现代哲学陷入要么科学化、要么文学化的困境之时,卡西尔以对符号的意义理论的新阐释,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实现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     

风险的社会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研究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关于风险的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风险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的转向。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概述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根源,然后介绍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内容及其发展,还涉及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中的反身性问题,最后从马克思的实践论角度对风险社会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     

从哲学视角看语言的创造性

语言"是一种创造活动",是现代语言学奠基人洪堡特提出的一句经典名言,这句名言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在论述语言的功能时,往往强调它的载体价值和交际作用,偏重于它的工具功能.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忽视语言的创造性必然忽视思维的创新性,不注重语言创新必然影响思维创新,故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对语言的创造性加以论证.     

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主体间性问题

主体间性是主体主义的一个附属问题,而主体是作为认识论转向之后,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作为世界呈现的接收者。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主体缺乏这种认识论的逻辑分化,因此其主体间性主要是以个体间的形式展开。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与辩证法存在着理论因承,在现象学中主体间性以内在时间的形式而展现。     

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

从历史本体论到历史认识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分水岭,也意味着历史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以历史本体论为研究重点,并且包含了历史认识论的萌芽和胚胎。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统一,既是当代社会实践、现代科学与哲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生长点。     

语言论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

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形成了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人类思想的语言论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理论反思。在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语境中,出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语言用法分析、现象学的意义经验描述、阐释学的对话理论、结构主义的句法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等各种新方法的实践,人文科学方法论在语言哲学的引导下基本上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的多种学理路径和阐释技术。     

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中国语言学的第一次转型始于19世纪末,从古代小学专注文献语言转向社会口语,开始关 注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开创了语法、语音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第二次转型从1978年至今,传统小学正经 历现代科学化转变;注意语言系统各方面的关联,开创了词源学,历史和比较研究打通了南北方言、少数 民族语言与共同语,推动了理论发展;从内部语言学拓展到外部语言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学科。两 次转型都得益于古典语文学传统和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而第二次转型时间短,规模更大,成果更多。     

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

科学进步及其标准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及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综观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真理"模式到劳丹的"科学→解决问题"模式,尽管反映了对于科学进步问题的认识发展,但均未超出认识论领域,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它们忽视科学的社会性与实践性,因而无法根本解决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科学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在扩展劳丹"真理与价值相通"思想和发掘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的"科学→价值"模式.     

“无论……都”复句及其承载的逻辑意义

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而且复杂,因而导致语法与逻辑既有对应性,又有差异性.并且,语法研究偏重结构,逻辑学又过于抽象,使一些表达一定逻辑内容的语言现象无人关心或关心较少.即使某些问题从语言与逻辑角度虽有触及,但较肤浅、较笼统.因此,本文试从语法与逻辑两个方面对“无论……都”这类复句的语言形式及其表达的逻辑内容进行探讨,以求对这类句式从形式到内容有个较全面,较接近本质的认识.下面着重从这类句式的构成、逻辑意义、个性特征三个方面来谈.     

语言学:微观与宏观的探索——张寿康教授的当代语言学思想研究

语言学进入当代以后,已不再拘泥于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界定的纯语言符号体系的研究,其视野已从微观世界转向宏观世界,当代语言学家不再完全以研究语言本身为己任,而将触角指向语言的宏观领域。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张寿康教授在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的开拓性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他在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文章学、语言教学以及语言学新学科等领域的研究中,创立了构词法理论、构件论、组装语法理论、篇章修辞理论、文章学理论,并在语文教学中和语言学新学科建设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些新理论和新观点已普遍为语言学界和语文教学界所接受,并引起同代人和后代人的广泛兴趣。     

明确文学意识形态属性的现实意义——以董学文、钱中文的理论分歧为参照

董学文认为,把文学本质直接界定为"社会意识形态"是不准确、不科学的,提出把文学定义为"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钱中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对社会整体结构的一种阐述,尽管这一表述并不完整,需要修正;"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两个概念,就是马克思分别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对其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修正的具体表现。结合钱中文的观点,根据我们的研究:考虑到当前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向,那么,用"意识形式"这个认识论的概念来替换内蕴更为丰富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不合理。我们界定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也有着认识论上的考虑,但更主要是从实践论、价值观的角度出发;不仅仅要从文学反映现实生活这个方面来理解,更主要地是从文学引导现实生活,乃至最终改变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理解。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的形成源出于此,其理论价值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