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地解释马克思:论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合法性问题

面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多样化 ,我们在予以肯定的同时 ,必须反思它们的合法性问题即何以区分和判断它们是不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必须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只有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特质 ,才算找到了衡量一种解释是否合法的尺度。这个尺度 ,我们认为 ,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方法的统一、体系与方法的统一。     

真理会隐藏错误吗?——与吴启文、陈长畅两同志商榷

吴启文、陈长畅两同志在《论在真理界限上可能隐藏着错误》一文(见《学术研究》第三期)中,比较系统地谈了他们对真理与错误关系问题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启发。真理与错误的关系问题,是认识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对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蔡仪美学思想的坚实基石

我国美学家蔡仪反对价值真理以主观价值取代真理的客观性,并且他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批判了以“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一种“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学说的贡献

<正>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真理问题,因为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攸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总结了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学说作出了伟大贡献。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真理的思想,对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自觉地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胜利完成时代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都具有重大意义。     

研读文本 领会精神——也谈回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真理,又是研究和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科学原理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正地“回到马克思”。     

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实践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作出了深刻阐释。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在价值上,“两个答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契合;在实践上,“两个答案”坚持党从革命与建设实践到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的统一;在功能上,“两个答案”坚持外部监督和内在自觉的高度互补;在方法论上,“两个答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两个答案”作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结晶。     

论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纪念马克思忌辰100周年

有些较落后的国家,在帝国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首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先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已成为历史和现实。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提出了“早产论”、“农业社会主义论”、“补课论”等等。不弄清这个问题想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能的。一、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瞿秋白忘我献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神特征——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65周年

瞿秋白在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的十多年中 ,表现出忘我献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四大精神特征。他在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工作期间 ,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勇于探索、坚持和发展真理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端正学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２０年前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这样一个普通而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 ,掀起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场革命把人的思想从左倾思潮、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确立了我们党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而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思想路线问题 ,说到底 ,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理论和实践所提出的重大课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关键就是端正马克思主义学风 ,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就是纠正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 ,对社会主义认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表现在如何正确认识、理解、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性质,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们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信念,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基本原则.     

论真理的实践标准

<正> 我仔细阅读了《东岳论丛》1992年第6期刊载的宋伯勤何志的《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的再认识》一文,感到该文体现了宋伯勤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的系统考察,但其理解却有不当之处。为了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的真谛,我撰写此文与宋伯勤商榷。一、真理标准问题不等于世界本原问题宋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革命理论家,提出实践的观点和实践标准,是     

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问题，邓小平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的观点出发，科学地回答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理论斗争中和在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思路，从而科学地解决了“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真理的人格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中的作用

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各种方法都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难于达到理想的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与党的人格的力量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人格化,可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现实选择。     

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本文借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两个标志性词语——“方法”与“真理,”尝试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方法引借”是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它作为研究工具,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基础,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真理缺失”。把握“方法”与“真理”的内在玄机,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当今学者建构“中国哲学”亟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超越

对“合法性”的政治学的概念解析,是分析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坚持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是时代赋予的一大课题,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这一重大问题。坚持、贯彻“三个代表”,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落实“三个代表”,实现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超越,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这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对主体的探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思想建构中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基本框架，但马克思并未专门探讨个人主体。卢卡奇以历史主义和总体性的方法探讨了无产阶级克服物化的可能，从而强调了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阐发了在计算理性的统治下彻底的物化和革命主体的消解；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方法批判了历史主义的一元决定，强调历史的多元决定以及无主体的过程，并将个人主体视作意识形态的部件。阿尔都塞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放置于偶然性之上，这对此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年福柯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代表，则从对主体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以及日常生活分析入手，探讨个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问题，从而实现了一种伦理学转向。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主体和客观规律的分析框架，结合时代最新发展来理解主体问题。     

论毛泽东的真理发展观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唯物论,而且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真理观的辩证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辩证法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更加全面、深刻、具体地揭示和阐明了真理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仅就此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试论真理的全面性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真理是全面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2页) 今天,重温这一教导,深刻认识真理全面性的内容和作用,对于总结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提高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 真理的全面性,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从横向来说,真理的全面性,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联系性。宇宙间的事物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而每一事物,既有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性;又有与他事物相联系的共性。不管是自然、人类社会或思维都是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意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并从政党主体的四个维度进行了丰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确立领导“政治革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担当;坚持理论创新,持久强化“哲学革命”的思想伟力和本土传承;坚持敢于斗争,持续激发“社会革命”的主体潜能和内生动力;坚持自我革命,创新深化“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和行动自觉。     

1927～1930年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外的重重困难,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早期(1927～1930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并将革命不断引向胜利.对革命道路的创新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核心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