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与戏剧——中西方诗的一个比较

美国诗人庞德写过一首有名的小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这首诗很明显地与东方诗在神韵上呈现出一致。庞德也自称这首诗是“日本和歌式的”。庞德研究过中国诗,并翻译了一些中国旧体诗。他的这种“学养”与他的某种身份——意象派诗歌擎旗人一一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庞德显然从东方诗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意象理论也可以部分地视作是他对东方诗主要是中国诗的一个看法。由于庞德不谙中文,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这个缺陷倒恰好使他更直捷地看准了中国诗的意象性。 由庞德这个例子,使我有自信陈述一个基于缺陷产生的对西方诗的看法,即西方诗的戏剧性。     

儒家思想对庞德及其《诗章》的影响

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西方诗坛上影响巨大的诗人。他热爱中国文字、中国古典诗歌,信仰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生中为理解中国诗歌和儒家思想,为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一切都可以从他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及其著作《诗章》中体现出来。     

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

东方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为获奖而拍摄“”为翻译而写作”的他者化创作倾向,其肇因是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而东方有些艺术家也在迎合这种误读。这种他者化创作会导致许多问题,东方文艺创作者应该负责任地创作。     

从林语堂《孔子的智慧》看孔子智慧的输出与回归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一书描述了一个立体的孔子形象,其改写、编译、回译历程构成了一道孔子思想的"输出——本土化——回归"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中西文化互动风景。通过显示民族文化生命力,儒家经典成为西方世界的东方智慧代表。《孔子的智慧》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交汇中孕育了新的文化视野,这一互动过程也为研究如何使中国经典适应当下语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梁启超晚年 ,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危机和中国在袁世凯败亡后的军阀混战 ,尤其是经过 1 91 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 ,逐步改变了过去全面学习西方社会和竭力引进西方文化的思想文化追求 ,试图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中创造一种新的第三种文明。为此 ,他提出将西方的物质文化与东方的精神文化合二而一 ,特别是要以西方的辩证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梁启超的这种努力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思想上的“倒退” ,其实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 ,客观上为后来新儒家的登台奠定了基础。     

论东西方文学的"弑父"与"尊父"情结

父子冲突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母题,但在对父亲的情感处理上,西方较多地表现为“弑父”情结,东方则表现为“尊父”情结,中国儒家关于君臣父子伦理思想是代表。不同的情结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反映。     

"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文化相对主义与东方美学建构

“东方”的发见具有文化相对的内涵和意义。这种“相对”意味着，如缺失了比较一方，东西方在自体封闭界域内都不可能自为发现近代意义上所谓“东方”。相反，只有在东西方文化由拒斥到接触后，“东方”方可获得比较文化视界内的定性。追本溯源，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地球主要文明形态几乎同时独立建基。依斯宾格勒对文化系统的粗线划分，奠基于此时的平行文化系统有：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可见，西方文化的古希腊单元根基与东方文化的多元丛生从创建伊始便殊途了。…     

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赵玉芝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东西方社会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人在《简析孔子中庸与亚里多德中庸的相同点》（见《石油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一文中对“中庸”作过一些...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学诗”“非乐”与理想国──兼论东西方早期文艺观及其影响

“学诗”“非乐”与理想国──兼论东西方早期文艺观及其影响秦彦士东西方美学史上，首先对文学与艺术作出理性探讨的不是诗人和艺术家．而是哲学家。孔子明确地将艺术与政治连在一起，以此作为实现其最高理想的工具、孔子所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境界是丁”，他认为实行仁的...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轨制的形成:孔子的经典解释进路

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的创始人,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和东亚文化的塑造者之一,是因为他在仁学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孔子这一重要贡献的认识,需要深入到孔子的经典解释中具体分析。孔子是在六经的琢磨中,凸显个体心性修养(仁)与社会政治秩序(礼)的相关性理念的。正是在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结点、连接历史与现实两个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孔子才立定了儒家以解释经典、建构伦理政治思想的基本轨制,从而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并给予后起儒家以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面对元典与面向道德政治生活,是孔子足以范导儒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深厚理由所在。     

读经、儒家立场与文化屈从

以读经为楔子,从政治与教化关系、传统重光与文化屈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儒家经典权威如何被重塑、儒家价值立场和现实抉择在“现代”的基本处境。在比较分析中,凸显试图重光儒家价值的学者内在具有的“文化屈从”特点。并以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为参照,描述了儒家经典权威在文化断裂的社会变迁中,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作为自证其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其实不是一种恰切的进路。而适度切割内圣与外王、政治与道德教化,反倒使儒家经典能够顺应时代变迁,重建其在现代处境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告别文化屈从。     

《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精英主义话语的出现及其对"西方"的想象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通过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分析 ,揭示了殖民霸权 (政治 )与知识生产 (文化 )之间的相互巩固的关系。它再次证明福科的一种观点 :某种貌似客观、自明的知识 ,实则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民族认同策略”是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全球化的标志 ,它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性质 ,它既有西方利用“他者”来确证自身 ,将东西方民族差异绝对化 ,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文化渗透提供合理性论证的一面 ;同时又成为东方反抗西方政治、文化霸权的理论武器 ,刺激、唤醒了东方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 ,推动了东方民族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化之…     

艰苦勤劳是市场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再谈韦伯理论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1864—1920年)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精神现象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过:“韦伯在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和史学界,显然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在近代西方哲学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决没有人能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韦伯的情况,和康德十分相似.”(转引自《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版第131页)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11年,韦伯开始撰写多卷本大部头著作《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试图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探究近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诞生.由于当时人们通常都把市场体制看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所以,韦伯在这里实际是试图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西方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东方却未能如此.在著述中,韦伯不仅仔细研究了西方宗教伦理与市场经济形成的关系,而且还仔细地比较了东方宗教伦理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并用这种差异来说明东方未能形成市场经济的根源.其中,作为西方仔细研究中国儒家和道教文化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韦伯提出,中国近现代之所以未能像西方那样形成市场经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西方加尔文教那样的禁欲主义经济伦理,据说,中国“儒教”根本没有艰苦勤劳的经     

从《论语》的君子观看原始儒家的情怀

《论语》通过对孔子及其门弟子多方面言行的生动记述,集中展示了原始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这部经典内部取证,以其中的“君子观”作为主线,探析“君子”一词的概念在先秦时期的演变,分别归纳总结孔子所谓“君子”的个人修养与政治美德,借此将原始儒家“个人—社会”的修行法则和高尚关怀加以还原.     

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运用其独特的“对话哲学”的方法 ,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针对“西方中心主义” ,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他认为 ,东方各民族不仅表面相似 ,而且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 ,“东方”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精神特质。东方的“教言”具有拯救当代西方颓废文化的力量 ,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必须与东方同行。中国道家的超越精神 ,可克服当代西方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