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之以史实：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记忆之形塑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首次细菌战实战试验造成的罪行，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产生了一批梳理先期史料和发掘新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历史真相是人类记忆呈现的真实。有关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之历史记忆，大致由1940—1941年间宁波当地的新闻报道、医疗卫生人员工作报告等的初始记忆、1949—1950年间伯力审判后宁波鼠疫受害人和鼠疫防疫工作人员的控诉记忆和20世纪60—80年代亲历者的“三亲”访谈回忆不断形塑而成。“敌机散毒”这一层累之记忆史绝不是臆想、编造或虚构，可为确证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新的证据。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

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在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下,传统所谓正史、野史、文献与口头传说等概念具有某种同等的含义。民间传说是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和表达方式,透过史料考古的分光镜,可以从这些承载民众历史记忆的文本和符号中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以沈万三传说为例

沈万三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包含着丰富的社会舆论与情境的历史真实.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关注于沈万三个人遭际的考证,而是将口头传说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就能辨析和复原人们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记忆.因此,民间传说是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和表达方式,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视角,透过史料考古的分光镜,重新解说这些承载民众历史记忆的文本和符号.     

客家移民台湾的历史记忆

本文从官方文献、民间记述以及口头传说等方面,分析清代客家人移民台湾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并把它们都视为社会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就客家人移民台湾而言,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明显不同。统治者关心的是社会治乱,因此在官方文人的笔下,客家人被描述成社会边缘人群。而民间资料则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画卷。客家人的民间故事保留着老百姓的记忆,但它们不是客观地呈现历史,而是在原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资料,都有“记忆”和“失忆”两个方面。善用这些资料,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客家人迁移台湾以及他们在台湾的历史文化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神话、传说的“处置”方式与古史建构

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学术媒介性质的日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撰述逐渐以“传疑时期”对古史加以阐释。以进化史观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使得中国历史编纂者对神话、传说材料重新加以解释,并建构起新的古史叙述体系。前者意在用“故事”的眼光,说明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社会进化次序;后者旨在透过神话、传说考察中国原始社会之“史影”。不同历史编纂者会面对相同的时代主题。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考察神话、传说材料,中国历史编纂者都期望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以助于国人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具体状况。在考古学材料建设中国古史的取径之外,神话、传说材料对中国古史的建构作用仍值得重视。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非农流动、60-70年代低潮中的“暗流”、80年代经济改革与复苏中的“盲流”、90年代“背井离乡”的大规模农民流动和21世纪初再次掀起“民工潮”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今后中国农民非农化道路仍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政府应当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并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唐人笔下的西施形象

西施的历史本事难以确考,西施传说的流传主要凭借依附于文学。“西施”是千百年来文学艺术家们塑造出来并使之不断丰满起来的人物,而唐代是西施传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着重探讨唐诗中的“西施”百态,以及唐人对西施故事要素的取舍、扬抑,以期深入了解西施与唐诗的关系。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 ,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 ,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 ,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 ,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 ,将两者对接起来 ,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 ,到现代实证史学 ,再到后现代史学 ,人们始终关注史料 ,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惟一桥梁 ,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去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 ,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论远古传说与史学的产生

远古传说是原始社会特有的产物 ,是原始先民在口头上形成、口头上流传的有关远古历史的追述 ,其中既有信史的成分 ,又有古史传说的材料 ,还有古代神话的成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 ,远古传说可以说是原始先民自己编写的“历史”。但远古传说与文明时代的历史记载的确又有重大的区别 ,这就是远古传说所代表的时间维度远远超过历史本身。尽管如此 ,我们研究史学的起源 ,仍然离不开远古传说     

从后稷感生神话到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以旅游情境中的两起故事讲述事件为研究对象

后稷感生神话分析与其地望问题是学术界从历史到当下都持续性进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当前关中、晋南等地旅游经济的开展，岐山县的周公庙、稷山县的稷王庙等都成为遗产旅游景观。地方文化学者将历史文献辑录的感生神话建构为神话主义文本，其在旅游情境中呈现为地方化色彩浓郁的后稷感生传说。从后稷感生神话到后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反映了神话恒久的生命力和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创造力。     

记忆、神话以及历史的消失 --以北齐僧稠禅师的资料为例

以北齐著名禅师僧稠的历史记载为例,讨论“历史”与“记载”、“神话”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历史并不等于记载,记载常常会因为某种意图而把历史变成记忆,也常常会因为某种意图把历史变成神话。但是,这些记忆和神话有时也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再度变形,甚至连同它所负载的历史一起,淹没在后来反复书写的记载中。     

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历史考察

伊斯兰教具有悠久的历史,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广泛的传播,目前它在回、维吾尔、哈萨克等10个少数民族约2000万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清真寺是传播伊斯兰教思想和广大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和礼拜的场所,清真寺经济在历史上有过独特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侧重对历史上清真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收入来源和经营形式进行考察,说明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影响。     

香港问题的一段历史考察(1979—1982)

香港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冷战氛围中，中国在对香港问题上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方针，即“在适当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进行解决，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且这一战略方针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亦未改变。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于１９７９年首先提出解决香港问题。尽管英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四年间连续抛出了所谓的新界租约“续约”问题、难民问题等，进行多方阻挠，但终遭失败。“一国两制”的构想最终确立了香港问题的解决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媒介装置的创伤记忆建构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磨灭的战争创伤,也是建构公众的战争创伤记忆、凝聚民族共识的典型历史事件。2021年,修建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之上的“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史实展馆”正式开馆,通过布设媒介装置、营造情境氛围,使之作为具身实践的平台,促使观者沿着“情境定义-记忆实践-具身认知-创伤记忆”的记忆路径,在身体参与的记忆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重塑观者的“在场感”,唤起或强化观者的“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从而建构起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