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江西三大学派歧同述略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歧同述略□胡迎建明清之际，思想界多对明中叶盛行的心学持批判态度。继而兴起的是实学思潮，以顾炎武为代表，提出“经世致用”说。另一种思潮则是企图中兴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这时期，江西亦出现三大学派，称为“江右三山”，即宁都易堂九子、南丰程...     

论薛瑄的实学思想及其河东学派——兼与陈俊民同志商榷

薛瑄是明代前期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他和王阳明分别代表的学派,构成明代理学思潮两大主要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这样写道: “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卷五八《明儒学案》提要) “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     

黄世仲昆仲的小说理论

(一) 晚清时期港穗地区有名的革命家黄世仲及其兄黄伯耀,既都是长于小说创作的作家,又均为对小说进行研究的理论家。作为作家,他们都创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小说作品;作为理论家,他们均留下了属于革命派小说理论宝库的著述。本文拟专论他们的小说理论。笔者在前此的一些文章中曾说: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主要有三个支派,即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一派、以王?生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徐念慈、黄摩西为代表的一派。现在看来,应当改“三”为“四”,即再加上黄世仲昆仲这一派。黄世仲昆仲是广东番禺人,出生于家道本来颇好的书香之家。他们都从崇信改良派开始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略论黄震的学术思想和仕履活动——兼论科举制度对他的影响

导论黄震（1213-1281）字东发，一字汝震，学者称为于越先生，门人私谥日文洁先生。南宋庆元府（浙江宁波）慈溪县人。他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能吏和爱国者，也是浙东学派中理学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时人誉为“以经术、行谊、政业为江南名卿”。     

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以“心知”为人性善立说──戴震“知即善”性善说的理性论特点

“知即善”是戴震哲学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戴震提出这一命题，旨在为性善说寻找理性论的根据，以对抗程朱理学以“理”说善的观点。知何以是善?知何以能使人为善?这是戴震“知即善”性善说的中心议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略作讨论。     

东林党的实学思想及政治理念

晚明实学思潮的高涨以东林党人纠弊和修正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为端绪和旨归,呈现为学术层面上的“反之于实”以及政治层面上的“治国平天下”,掀起了晚明学术与政治变革的高潮。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论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

从 2 0世纪初开始 ,中日学术界围绕日本平城京的模仿原型展开讨论 ,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以日本学者关野贞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0 7年就提出了“模仿隋唐长安城说”的新观点 ;其二则是以中国学者宿白教授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78年又提出了“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 ,是它们的共同点”的所谓“模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说” ;其三乃是以日本学者岸俊男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否定了关野贞先生和宿白先生的学说 ,提出了“模仿魏晋南北朝都城说”的新设想     

东林学派和晚明朱学的复兴

<正> 一、东林学派是晚明朱学复兴的代表随着晚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王学空虚误国本质的暴露,王学阵营中某些有志之士,开始由空虚转向“务实”,出现了朱学复兴的新的社会思潮。这一社会思潮,是以东林学派为起点和代表的。明朝末年,张居正社会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危机更加严重。既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固有矛盾,又有市民阶层和封建势     

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

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吴承学小品文一体，滥觞于先秦，成型于六朝。然自宋代以来，小品文勃然而兴，由古文的蕞尔小邦蔚然而成大国，至晚明而极盛。正如明代人唐显悦所说：“小品一派，盛于昭代。”（《媚幽阁文娱序》）这既是晚明人的自诩，也是后人之公...     

吕坤对理学批评的评析

吕坤是晚明涌现出的一位颇有特色的思想家。他与理学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课题。本文拟就他对理学的批评这一问题作些评析,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 吕坤对陆王派的批评。 他批评此派为理学中的“异端”,叫人要“将释典及陆子、白沙、阳明一切诸书,暂束高阁。”(《去伪斋文集·与邹尔瞻论学书》)这里所提到的陆子、白沙、阳明,都是陆王派的代表人物。吕坤将陆王派的著作与释典等同,斥为异端,叫人们不要去理会。 王阳明是陆王派的集大成者。吕坤对他的批评也最多、最尖锐、最深刻,批评锋芒直指“良知说”,击中王学的要害: “阳明说良知,乃在情上立跟脚,认     

朱熹理学与以德治国

朱熹理学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了南宋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把“正君心”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强调君主“自家有这德”。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对内“认百姓为自家百姓”,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充分发挥理学特有的道德功能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同时,朱熹理学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一种“人治”思想,这是现代法制社会提倡“以德治国”思想时人们必须注意的。     

薛瑄和程朱道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分为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薛瑄是程朱道学在明代的代表。《四库提要》曾说:“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薛瑄),陆之传流为姚江(王守仁),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卷五十八)“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之焰,其余千变万化,总出入于二者之间,脉络相传,一一可案。”(卷九十四)就有明一代大的学术分野来说,这不能说不正确。但就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论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续)

<正> 当朱熹构筑其“道学”逻辑结构的同时,“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开始形成了。陆九渊援佛教禅宗入儒,初步建立了“心学”主观唯心论。当时思想界朱、陆并峙,相互辩难,不仅有益于理论思维水平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各自哲学体系的完善。明中叶王守仁,以恢复陆学为职志。“心学”一派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异族统治与乾嘉语言学

异族统治者从统治需要出发，以超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汉族统治者的热情，对汉文化潜心学习，大力宏扬，演成空前的“重道尊儒”风气，这是乾嘉语言学得以兴盛的坚实保证。更重要的是：异族统治者亦深明“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明学术”又必须适应学术领域内部发展规律的道理，顺应了晚明至清前期“由空疏而务实”，“由理学而汉学”的大趋势，通过用人、考试诸方面“以示风励”，规定了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促进了乾嘉时期“人言许郑，家谈贾马”的乾嘉语言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