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兼评郑守正的翻案文章:《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

近年来,国内掀起一股为方伯谦翻案热。郑守正先生的《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一文是翻案文章中颇具代表性之作,但该文所提出的“方之冤案已划下了句号”、“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作战”等说法,缺乏根据,纯属无稽之谈。该文对所据史料不加辨析,且随意增删改窜,无所顾忌,实有悖于学术规范,称不上一篇严肃的学术文章。历史结论要靠确凿的史实,翻案更需要充分的证据,就现有史料看,尚无充分证据为方伯谦翻案。     

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

<正>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因首先遂离战场而被清政府以“临阵退缩”罪正法。九十多年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为方伯谦翻案的呼声愈来愈高。笔者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翻案的证据。一、方伯谦确因犯“临阵退缩”罪被杀1894年9月23日,清政府对方伯谦作了如下判决:“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况,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走,致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着革职     

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自致远冲锋击沉后”“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杀,引起当时军内外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杀。此案聚讼至今,犹未了却。近百年来,为方伯谦鸣冤叫屈者,首推方氏之妻。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此后,方氏的部属以“冤海述闻客”署名,撰写《冤海述闻》,公开为方鸣冤。由林乐知采译蔡尔康札记的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方伯谦案研究中的几个关键点

经历了近百年的研究与争论,对方伯谦案件中有关“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的表现,及黄海海战中“牵乱船伍”、“撞坏扬威”等问题,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因此,本文仅就方案研究中尚需说明与深入的某些关键点发表一孔之见,敬请指正。一、关于《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稿本自从1988年发表的《方伯谦案新探》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材料后,不仅使方案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而且《杂记》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该书是于     

方伯谦“正法”是否冤案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北洋海军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军前正法,斩首于旅顺口。方伯谦正法是根据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寄给李鸿章的“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的谕旨执行的。这是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为整肃军纪而处斩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方伯谦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杀?这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桩疑案。方伯谦被杀不久,其妻即以方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皇状,但未有结果。此后,方的部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陈建（香港中文大学）“世妇”一词，颇见于先秦文献之所载，其中以《礼记》、《左传》、《周礼》三书出现较多；从此词结合古代之史实及官制，正可窥见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颇为完备之“后妃”制度。可是古代学术上素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方伯谦被杀罪名质疑

方伯谦被杀是罪有应得还是代人受过当了替罪羊 ?由于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近代史上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 ,所以 ,百余年来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根据中外有关历史资料和文献 ,对致方氏之死的三条罪状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 ,方氏完全是晚清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下的牺牲品和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管仲“三归”考

《论语·八佾》曰:“管氏有三归”,对于“三归”,文献屡见记载,后世说解历来分歧,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1) 娶三姓女。(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说)。(2) 台名。《说苑》云“三归之台”(朱熹《论语集注》)。(3) 自朝而归,其家三处。(愈樾《群经平议》)。(4) 三归为藏泉币的府库。(武亿《群经义证》)。(5) 三归为地名,为管仲采邑。(梁玉绳《瞥记》)。(6) 三归为“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释三归》)。我们认为,解释“三归”不仅要考察管仲当时的社会背景,更要看“三归”所在的句式及语境,使释出后的意义既符合历史的实际,又能够文从字顺。以上观点大都史实、语境不能两全,倾重一头,固难免自相抵牾。我们将有关“三归”的历史文献加以归纳、分析,从既往成说中披沙拣金,力求得出正确的解释。以下是有关记述“三归”的史料:     

《物理小识》著作考

《物理小识》是方以智生前印行的一部著作,研究它,对于弄清方氏的思想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历经二十多年才编撰成,如何判定其成书年代,就成了争议的问题。国内一些方以智思想的研究者,多视此书为方氏的早期著作。我认为这种判定欠妥。现将我的理由陈述如下,以求教于大方。判定《物理小识》为方以智早期著作的根据何在?大概根据:其一,于藻《物理小识》序云:“《物理小识》一书,原附《通雅》之末,盖是大师三十年前居业游学之     

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上)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说文广义》的不足之处

<正> 就船山《说文广义》之特色、成就及地位,抽作《试论〈说文广义〉》(载1984年第二期《船山学报》)曾有所评论,至于其局限不足,因限于篇幅,只得留作今日小议。就书论书,《说文广义》之缺陷与不足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片面性卷二释“莱,”“本义为荒草,与蓬并生于芜秽之地,唐人乃以名     

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下)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夜读札记

费密的《荒书》《荒书》是一本记述明季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转战四川的编年性史书,后期也记述了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在川、鄂的抗清史实。著者费密,字此度,新繁人,曾做过南明广元伯杨展的幕僚,是农民军的敌对者。由于他“少丁离乱,祸患身经,年近六十,始成此书”,而且“亲历者多,或闻于同时亲友,间得之老兵余贼”,因此,他所辑的一些有关大西军史料,较他书为详。在康熙年间,已有要写张献忠传记“必取事《荒书》”之说。也许是怕得罪“新朝”吧?成书以后,费密始终未敢示人。一直到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广征史书,说是“虽有忌讳之语,亦不罪之”,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战战兢兢之状可以想见。这种涂改,大约主要是删去了若干有关南明诸王的记载,不存南明诸王的年号,甚至对大西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亦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例如顾山贞《客滇述》载,献忠死前对养子孙可望云:“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     

老舍早期活动的一些新材料

一、关于老舍在1918至1923年的活动 有关老舍早期活动的史料,目前被人们认为比较可靠的,是近年来出版的《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香港三联书店版,胡粲青编,1950年)、《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版,1981年)等书中收编的自述文章。但这些文章比较零碎,而对于“传记”所要求的,比如时间、具体活动等史实资料,又缺乏系统性、准确性和连续性,因此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日藏稀见本《靖台实录》文献价值考

发生于1721年的朱一贵事件是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一次台湾民众反叛活动，虽很快被平定，但使得清廷对台政策有了很大转变，全面加强了对台湾的军政管理。这次民众起事被平定后不久，厦门民间士人黄耀炯依据所见所闻撰成第一本记载此事件的单行史书《靖台实录》，而被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正是受到此书启发而作成《平台纪略》，后被编入《四库全书》，历来被作为研究朱一贵事件的重要史料。其后，《靖台实录》在中国大陆失传，直到近几年方在日本被“重新发现”，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对比上述两书，可知在对事件的记录上两书各有特色，尤其对平台功臣的评价上大不相同，借此可探知蓝鼎元为堂兄蓝廷珍争功的深层写作动机，或能对《平台纪略》部分史实有所修正。朱一贵事件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反响强烈，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戏曲，而《靖台实录》一书在传入日本后为之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材料，传抄甚广。小说家上坂兼胜更是在其基础上翻译改编为《通俗台湾军谈》，将朱一贵讴歌为像郑成功一样的“反清复明”英雄人物，其中所流露出的日本崇明鄙清的“华夷”心态颇值得深思。     

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一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正义》引《竹书纪年》曰 :“平王奔西申 ,而立伯盘为太子 ,与周幽王俱死于戏。先是 ,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太子 ,故称天王。幽王既死 ,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 ,① 携王为晋文公 (侯 )所杀。以本非适 (嫡 ) ,故称携王。”《竹书纪年》所叙周二王并立的史实 ,《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史料中亦透露出骊山之难前周“二王并立”的信息。② 我们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的材料 ,梳理“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线索和文化背景 ,对于研究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人的生…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