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诗学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以后诗学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表现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气"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考察.上述三方面,从主体上展开了诗气之论,构建出了古典诗气论的论说空间.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本质所在的阐述,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表现的考察.在上述三方面宋元诗论家都继续拓展、充实与深化了对诗气的论说,是古典诗气论系统的一个重要传扬阶段.     

清代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

清代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的多方面考察。上述三方面,继续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之论,使古典文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唐宋散文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气论

“气”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与“味”、“韵”、“趣”、“格”、“境”等一起被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本质特征,标示文学的不同审美质性。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气”是一个出现和成熟得较旱的审美范畴,它孕育于先秦、凸显于秦汉、确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承传于元代,完善于明清,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的词气论

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的词气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清初为古典词气论的凸显期;二、清代中期为古典词气论的相对回落期;三、晚清为古典词气论的兴盛与深化期。上述三个阶段,标示出词气论发展到清代,其论说在曲折行进中呈现出不断承传、拓展、兴盛与深化的特征。     

明代诗学视野中的诗趣论

明代诗学视野中的诗趣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趣”作为诗歌审美本质的极力标举,二是对诗趣审美特征的细致论析,三是对诗趣来源与生成的深入探讨。上述几方面,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典诗论审美范畴的盛兴。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论清代诗学思想的建构——以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为主要考察对象

清代的诗学理论成绩斐然,可视为"一代之文学"。清代诗学避免了明代的复古与门户之见,在复古的格调与抒发性情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站在时代发展的新语境,提出了诗学指南。清代主要诗学流派的诗论融汇、提升了传统的审美范畴,扩展了传统诗论命题的内涵,使传统的命题更具包容性和文学性,诗论显示出完美、自足的特性。在对历史的沉思中,清代诗论更具辩证性,在古今、复变、传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较前代更有历史视野,避免了前代诗论的覆辙。     

论清代西域诗中的松树意象

松树是西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熔铸了西域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松树的自然生长环境体现出诗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松树坚韧的品格体现出其高洁的品性,正是诗人人格的真实写照;对松树的赞美体现出诗人乐观的人生态度;松树意象传达出诗人浓郁的思乡之情。     

论诗诗与南宋后期诗学批评

有宋一代,论诗诗是与诗话同等重要的诗学批评形式,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期的诗学批评及其审美建构,论诗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考察领域.文章着重从数量、诗学批评价值及繁盛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论诗诗作出考察.     

文学视野中的西域民俗景观——以清代西域诗为视角

清代民俗题材的诗作在清代西域诗中占有极大比重。从产生和发展来看,清代西域民俗诗的创作具有逐渐深入和成熟的过程,多以组诗的形式、纪实性的手法,呈现具有多元色彩的西域民俗景观。同时,这些诗作也是清代诗人民族自豪感的载体,具有保存社会生活资料的诗史价值,是西域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我们了解清代西域民俗提供了绝佳的文学视角。     

明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李贺论

中唐诗人李贺在明代诗学批评中受到广泛的关注，表现为：一，人们结合历史时期诗学趣尚，从正变理论的角度对其予以了考察；二，对北宋以来以“鬼才”贬抑李贺之论着意进行了辨驳；三，由对其作诗用语、诗法、创意等的单向度抑扬发展为作较辩证深入的见析。明代诗学批评李贺论的空间被极大地展衍了开来，这为后世李贺论的全面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     

清代卜奎流人诗悲情特征探微

清代卜奎流人诗作为卜奎流人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特定时空背景下流人们独特的心灵体验。在这些描物写景的诗句中,无不带着几分伤感和忧愁,印着几许凄苦与彷徨。也正如此,让人们体验到了文中隐含的源于诗作,却又超出诗作的悲情特征。     

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的疏释

王船山的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与气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中国诗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唐君毅疏释船山的气论,探索气论哲学美学的基本内涵,把握气论与中国诗学其它概念的联结点,这对于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与布衣文人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及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密不可分。对这一现象及整个清代布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清代文学的面貌,同时,也能够把握文人生命形态的丰富性,深入认识布衣文化。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论清代蒙古行记中的纪行诗

民族交融带来文学书写的扩容与新变是元明清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清代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蒙古行记之诞生就是当时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的时代趣尚,清代蒙古行记作者随记文载入或附录了数量不等的自撰诗词作品。这些体式不一、内容丰富的作品,选材各异且地域色彩鲜明、众风竞妍而各美其美且兼具纪实、写心之长,不仅充实了行记的内容,而且提升了行记的审美性,是行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文学史功能和价值而言,蒙古纪行诗既与清代其他行记中的纪行诗一起推动了纪行诗作数量、体式的发展和艺术水准的提升,又拓展了中国古代行记文体的边界和功能,而且充实了清代诗史的内涵。在研究清代纪行文学时,应对此类作品予以足够的关注。     

生命诗学: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本体论特征探析

梁宗岱以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致力于探究诗歌、生命与真的关系,其纯诗理论一方面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与中国的传统诗歌理论又保持着深度的契合。正是将中西方象征主义诗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在梁宗岱那里,诗,不仅是体验的、形式的,而且在其总体的境界上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也就是"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诗论充满着体验的、音乐化的、形式的、可实践的、本体论的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生命——诗——真相关联,可以说梁宗岱的诗论是一种实践着的生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