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张大龄的《玄羽外编》与张燧的《千百年眼》关系考

晚明蜀地学人张大龄的《玄羽外编》由《史论》、《说史隽言》等六部著作组成,同时期湖南学人张燧的《千百年眼》中有许多内容和《玄羽外编》雷同。《千百年眼》问世后备受学界赞誉,而《玄羽外编》则为学界关注不多。本文通过梳理张大龄相关著述与《千百年眼》之史源关系,借以洞悉两书的学术价值。     

汪曾祺与京剧《沙家浜》的前前后后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他自称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剧。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过程中,他是主要执笔者。如今,提起《沙家浜》,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汪曾祺;对中国广大普通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可能不知道汪曾祺,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京剧《沙家浜》。江青先后看中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结束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调任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1963年冬,他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开元天宝遗事》校点商榷

近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开元天宝遗事十种》,辑校者在《开元天宝遗事》的《后记》中说是“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五朝小说大观》本、《唐代丛书》本”校点而成今本的。因为所据版本不多,故在校勘、标点中不免疏失。我参校明刊《续百川学海》本、据元明善本影印的《历代小史》本、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印的《说郛》本、清道光二十三年序《唐人说荟》本、民国四年上海文明书店石印的《说库》本、发现今校点     

亦谈《三都赋》何时写成

张玉书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三都赋〉何时写成》一文。他既不同意《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中所说的左思《三都赋》写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也不同意韦凤娟同志所说的《三都赋》写成于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他认为《王都赋》写成的时间“应在公元二八○年吴亡以后,而在公元二八二年皇南谧卒以前,以公元二八一年较接近事实。”不赞同《王都赋》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这是颇有见地的。但是张玉书同志通过对《晋书·左思传》上的一段文字的解释作为论据,这不仅不确凿,而且显得不能自圆其说。《晋书·左思传》载:“初,陆机入洛,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     

晚明张大龄的《玄羽外编》与张燧的《千百年眼》关系考

晚明蜀地学人张大龄的《玄羽外编》由《史论》、《说史隽言》等六部著作组成,同时期湖南学人张燧的《千百年眼》中有许多内容和《玄羽外编》雷同.《千百年眼》问世后备受学界赞誉,而《玄羽外编》则为学界关注不多.本文通过梳理张大龄相关著述与《千百年眼》之史源关系,借以洞悉两书的学术价值.     

《蒙古秘史》的版本流传

(一)《永乐大典》本百科全书式的《永乐大典》于一四○三年至一四○八年编于南京.一四二一年,《永乐大典》及文渊阁芷书迁至北京。这部巨著的副本完成于一五六二至一五六七年间。战火和保管不善,都是文学宝库的死敌。一七七三年,在恢复《永乐大典》收入的佚书过程中,《永乐大典》得到广泛应用。这时发现北京这套《永乐大典》副本不完整.当时存于翰林院.是四十年前从皇史歲迁来的。     

奥古塔夫,冷落你了!——《阿尔芒丝》纵横谈

大凡懂点外国文学的人,决不会不知道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鸿篇巨制《红与黑》,却又很少读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丝》。究其原因,一是《阿尔芒丝》一直未得到它在法国文学史上应得的地位,再就是迟至1986年,《阿尔芒丝》才有了完整的中译本。在司汤达的全部著作中,《阿尔芒丝》虽不及《红与黑》那样声名显赫,《巴马修道     

叔瞻考

《左传》中谓叔詹乃郑人,而《国语》及《韩非子》中则谓为曹人。古籍既有出于前人伪撰者,亦有经后人窜改者。笔者以诸书相比勘,确认《国语》《韩非子》以为曹人者是,而二书亦有后人窜改处;《左传》乃伪书,以为郑人,殊不足信。伪《左传》以为叔詹乃郑人(字皆作“詹”,不作“瞻”)。《左氏僖公七年传》述管仲之语云:“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僖公二十二年传》云:“楚子入享于郑。享毕,夜出,文芊送于军。取郑二姬以归。叔詹日:‘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僖公二十三年传》云:“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     

中学文言文句子讲解(之二)

《三元里抗英》节选自《广东军务记》(见中国近代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题目是编者加的,文字有所删改。《广东军务记》不署名。它记叙了一八四○年到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活动、英帝国主义者的侵华史实以及广州附近人民抗英斗争的光辉事迹,是一部实录。     

评《贞观政要》

一《贞观政要》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成书的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两唐书·吴兢传》文字简略,没有记载吴兢编纂《政要》一书的事。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馆阁书目》以及《玉海》等重要目录文献著作也没有明确注明《政要》成书的年代。其中《馆阁书目》,仅注有“神龙中(公元七○五一七○六年)所进”字样,很不可靠。《玉海》编者王应麟从《政要》序言中考证得知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八、九年(七二○、七二一年),是有根据的,并且为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所采用。但是,序言的年代并不就是成书的年代。根据我们所能找到     

《曲考》非《剧说》辨析

清人焦循所著《剧说》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文献,历来为戏曲史家所推崇。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收录了是书,并在《剧说提要》中介绍说:“焦氏尤好戏曲,著有《曲考》、《剧说》及《花部农谭》。《曲考》今不传,但可于《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一条见其大概。”的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对《曲考》首先有所录载,随后支丰     

心火发光,琼花凝香——论闻一多诗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先生的新诗有《红烛》和《死水》两个集子。《红烛》收集的是从一九二○年七月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西岸》起,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写的《红豆篇》为止的作品,共一百零三首。《死水》收集的是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作品,共二十八首。《死水》是《红烛》的发展。从《红烛》中还看不出闻一多鲜明的创作特色,但在《死水》里则表现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对新诗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他的诗作是这些理论实践的结晶。闻一多一生写的新诗不多,而能显示出鲜明特色的也只有二十多首。但诗贵精不贵多,这些作     

温暖2013

正当2012年12月22日的太阳依旧升起时,所有人都是用不一样的心情来迎接,于是,我们再也不相信世界末日,再也不相信预言!《校长》从不预言,《校长》唯有呈现。这是2013年伊始,也是《校长》与你们相遇相知的第4个年头,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南京的冬天特别寒冷,下了两场雪,我们的内心却是温暖的,不仅仅因为新年的第一天升起了阳光,同样也因为《校长》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     

许浑北游考

许浑,字用晦,晚唐著名诗人。两《唐书》无传,其生平他书所载亦简疏,研究晚唐诗歌之发展不能不研究许浑,研究许浑即不能不考索其生平。六七年来唐代文学研究蔚为大观,许浑研究亦一改冷落之局面,近短短一年中即有董乃斌《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文史》第二十六辑)、谭优学《许浑行年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八辑)先后问世,为深入研究许浑生平及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果,令人兴奋。然两《考》不无可訾之处,许浑北游即为其一。北游为许浑生平重要之经历,董《考》谓“元和十年(815)至长庆初年(821)之间,许浑又曾北游,足迹到过燕赵和塞北,并曾在军幕中短期工作”,所言     

《破釜沉舟集》拾零及其他——鲁迅收到的一本新诗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这本诗稿,即陈梦韶的《破釜沉舟集》。这是一本新诗集,油印稿本,用彩色丝带装钉,颇为美观。由于种种原因。世人不知道这本诗稿的内容;新版《鲁迅全集》亦无注释。一九七五年酷暑天,梦韶先生在逆境中“为纪念往事”,将“旧作拾零”(即《破釜沉舟集》原本诗稿)十二篇,加上选译《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唐诗》,总共是八十七篇白话诗,复写三份,装成卷帙。其中一册赠我。卷面仍题为《破釜沉舟集》,     

汉字规范的现实回归——从《规范汉字表》到《通用规范汉字表》

为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研制《规范汉字表》。经过八年的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正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由于"规范汉字"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在研制和听取意见的过程中,《字表》先后更名为《通用汉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定名的调整是汉字规范研制面对汉字使用实际的反映。不简单化地将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不规范字"看待,更体现了汉字规范观念向现实的回归。     

史学界就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展开讨论

<正> 以往大家对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褒多贬少,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董楚平在其近作《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八○年第一期)、《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学术月刊八一年第一期)中对此提出质疑,并就如何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董文发表后,史学界反响较大。徐祖根和周良霄、张德信住八一年第四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题为《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关于农民战争任务和作用的商榷》两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董文中的某些论述。林衍经在《安徽大学学报》上(八一年第一期)发表的《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也是针对董文中的某些观点而言的。最近董楚平在《史学月刊》     

《百家姓》著者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经历宋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千年不废,影响深远。在＂三百千＂中,唯独《百家姓》的写作时间和著者不明。本文在宋朝王明清、明朝李诩、清朝王相等人详考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考证、推理,指出：《百家姓》的编著者,似是＂老儒＂钱俨;《百家姓》的编著时间,似是开宝四年（971）至太平兴国二年（977）之间。     

完善我国服务期规定的法律思考

1995年的《劳动法》中并没有服务期的相关规定,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提出了服务期的概念,并对此予以规范,但适用前提的规定过于单一,对违反服务期条款的法律后果规定也不明确,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因此,亟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