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口状况与青年走上劳动岗位

青年走上劳动岗位,他们自己决定职业、职业训练和开始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作,这是一个最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一方面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速度、技术进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等;另一方面,人口状况,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增长的动态,对这一过程有很大的影响.青年走上劳动岗位的条件(开始工作的年龄、职业训练、劳动量、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工种的分配等)对人口过程(出生率、人口再生产和年龄构成等)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一代人的劳动生活的开始还与社会、职业、部门和地区的流动性紧密相关.现阶段苏联正处在人口发展的特殊时期,它的基本特点是:人口再生产的指数下降;人口老化;     

无职而有责:社区工作者身份失衡的制度性解释

社区工作者职业身份模糊但责任重大的双重困境,已是学界共识,但要对这一局面的生成机理进行系统性研究,需要从历史根源、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区工者的行动等方面做整体性解释.本研究通过考察社区工作和街道之间的劳动纠纷案例,发现在类市场意义的劳动关系下,社区工作者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关系网络上对政府的制度...     

本土社会工作者劳动“隐性化”现象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隐性劳动”作为极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概念,为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提供了创新性解释,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背后折射出行业发展中劳动的“隐性化”现象。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主要发生于社会工作者与购买方、落地方及服务对象等互动场域,包含被动面向和主动面向,主要涉及对劳动的漠视与模糊。非平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土有限的利他文化观念以及规范阙如的行业生态分别是引发社会工作劳动“隐性化”现象的政治、文化和专业机制。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可能引发多重后果,主要涵括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受到阻碍、公共性精神培育陷入困境及“半专业化”发展局面延续等。克服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需要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场域合作发力。     

工业化与家庭

引言关于家庭与劳动的相互作用这一课题,迄今尚未有过充分的研究。麦克兰(Maklan)说,事实上,就认真地把劳动和家庭生活结合成一个广泛的整体这一课胚进行的研究尚属微乎其微。不过,象海里文(Hareven)指出的那样:大型社会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经济约束以及工业组织中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能力,造成人口流动并影响劳动过程。反过来,家庭的内部变化以及家庭的优先目的(根据其需要和文化传统而定)又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工作动机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过去十多年中发生了一系列来自各种不     

人口学和人的生活质量

“人口”一词,第一个含义当然是指人口的数量。说到人口的数量,就会联想到“人口激增”和“人口爆炸”,进而联系到“家庭计划”和“控制人口”等问题。这仅仅是从数量方面观察人口这个社会现象。然而人口在具有数量概念的同时,显然还有质量特征。一个国家的人口所具有的质和量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决定和制约着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人口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反之,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人的生活内容也对人口的质和量的变化以至于对人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趋势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1)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2)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3)2l世纪的前25年.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上述各阶段的特征.第一阶段——三大年龄组的结构及其变化首先把这个阶段的人口划分为0—14岁、15—64岁、65岁以上三大年龄组,然后考察其结构和变化.众所周知,年龄结构的变化,如果劳动适龄人口的比率处于明显的稳定状态,那么少年人口比率和老年人口比率则呈相反方向运动,若前者下降,后者就上升.例如,就整个发达国家的人口动态看,1950—19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稳     

东方都市化的某些特征:城市准传统部分

对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亚非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来说,都市化的过程具有代表性.分析亚非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可在其中划分出某些部分,其中最为独特因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准传统部分.必须指出东方国家直接形成都市化过程的3种因素:工业化、第三部类的发展和农业人口过剩.前两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特殊的因素.它们反映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特别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普遍趋势.这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并集中在"城市"的经济部门.     

浙江省未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趋势和就业结构

不断增加的劳动适龄人口为浙江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如果这部分人口得不到充分利用,无法使他们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他们就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浙江的经济腾飞也将成为空谈。因此充分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就成为开发浙江经济的一个极重要问题。为此必须对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的数量分析,关键是考察劳动适龄人口在业率的变化。劳动适龄人口在业率是指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之比。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在业率和各年龄组在业率情况如下。     

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

据美国《人口与发展评论》杂志 1999年 11月号报道 ,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是导致世界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 1999年提供的统计资料 ,本世纪 5 0年代 ,全球人口总数为 2 5 .2 1亿 ,而到了 2 0 0 0年 ,这一数字已达到 6 0 .5 5亿。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1.75 %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却达到 2 .0 9%。目前 ,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主要集中在发展中世界。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 (除个别国家外 )的人均寿命普遍延长 ,尽管许多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 ,但这些国家人口激增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发…     

世界上最平稳的养老制度怎么了

正1889年,"铁血首相"俾斯麦建构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险年金制度,这一模式不仅是德国社会的稳定基石,也成为了后来不少工业国家效仿的典范。然而,在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市场变动的时代下,德国引以为豪的俾斯麦模式正受到严峻考验。"年轻时努力工作,退休后安享无忧晚年。"——这曾是不少人憧憬德国的理由。然而,由于出生率低下,人口寿命增长,德国老龄人口安逸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论“按劳分配”中的劳动差别和报酬差别问题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基本原则。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处理好劳动和报酬的关系,使劳动者能够实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劳动是报酬的基础,劳动量差别是报酬量差别的依据。只有承认劳动差别,才能承认报酬差别。林彪、“四人帮”不承认报酬差别,在分配上搞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建立在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劳动差别这一虚假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铲除林彪、“四人帮”这一虚假基础,使劳动报酬差别反映按劳分配规律要求。     

评《劳动道德和联合劳动》

尼什“格拉丁那”出版社出版的《劳动道德和联合劳动》一书,是由南斯拉夫著名的劳动社会学家D.Z.马尔科维奇撰写的。作者在研究当代社会的道德现象、特别是研究当今世界中的人的问题时所作出的贡献,在南斯拉夫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作者的主要前提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国家内部的道德规范和职责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知识、生产技能和生产资料决定着社会阶级结构,并使人置身于一定的地位。尽管在劳动关系方面存在着许多分歧,     

关于社会流动若干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社会流动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本文仅就社会流动形成的原因、社会流动的制约因素,以及社会流动的正反效应和对策谈几点浅见。一、社会流动的必然性从本质上看社会流动作为一种以人的流动为主体的社会现象,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决定的。首先,社会流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业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生产力对社会流动的必然要求主要     

试论我国劳动力的合理使用

劳动力就广义来说是被当作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或劳动资源,就狭义来说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体中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把可能性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性的劳动力,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即劳动就业,这是每个社会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从根本     

秦汉时期的“户绝”与社会控制

一 "户绝"即绝户,指户内人口均已死亡或不再有合法继承人.意味着该户在国家户籍上的消失.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应当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是同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户籍管理下的事实判断则应当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同户籍编制、人口控制与赋役摊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007年制度人口学前沿问题研究述评

2007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制定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对推动制度人口学的研究将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是什么?这就是: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     

上海人口转变中的劳动与经济

本文运用宏观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客观地反映了近年来上海的人口转变进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向。作者从上海劳动市场的中、长期发展，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妇女就业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人口年龄结构对上海劳动市场的发展、社会变革和提高生产率的正负效应，经济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以及为保障未来发展而建立网络化政策等角度出发，就上海人口发展对劳动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作了多层次的剖析，并提出了上海人口划时代转变的两个前提：勾画具有承受能力的社会蓝图和制定积极进取的社会管理模式。     

论劳动差别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劳动的差別。然而,理论界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却很少,宣传更不够。时至今日,有些同志对劳动的差别仍然不清楚,使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遇到了一定的思想障碍。开展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差别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劳动的绝对差别和相对差别从双重见地考察,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有质的差别,也有量的差别。我们先来考察劳动的质的差别。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劳动有质的区别。后来,在《资本论》中,他又提出了劳动的质的含义:“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和内容。”因此说,劳动的质的差别就是劳动的性质和内容的差别。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什列伊杰尔谈情报学的哲学问题

苏联《科技情报(第1类)》杂志1983年第12期刊登Ю.什列伊杰尔1983年2月在“科技情报理论与实践”讨论会上的报告摘要,他指出: 情报学的哲学问题首先与阐明它的对象有关,即与研究科技情报这一现象本身有关。情报在社会中作为物化知识出现,这就有可能看到科技情报与起控制信号作用的信息之间的差别。由于社会积累的关于应如何完成这种或那种活动的知识发生异化而产生科技情报,而“控制信息”产生于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事情的知识固化过程中。这些事件可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