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权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和拓展

本文通过分析“通权论”与“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以及作用方式的异同，认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霸权和强权主义思想与当今时代发展存在相悖之处，进而分析这些理论中“通”的成分及其作用，并对“通权论”的内涵及作用方式等进行详细的阐述，提出“通权论”是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与拓展的结论。最后，针对世界各国如何发展“通权”提出了相应建议。     

“典型论”质疑

典型论作为文艺创作的一种指导性理论,是从恩格斯的两句话引申发挥出来的。这一理论存在内在矛盾,在实践中作家难以具体把握,不可能对创造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与传统审美观和方法论相悖。。实际上典型论是文革中“三突出”理论的理论支柱,影响是负面的,应当推倒。我们应全面理解恩格斯的文艺思想,联系实际,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论,有所创新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看共和国60年的巨变

文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论”提出的原因,“阶级论”推行与绝对化,导致我国灾难性的后果。文章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转折：它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它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提倡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到以全体人类活动为主体的转变。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了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并将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人是目的的时候,才走向“自由王国。”     

诗歌辨体论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诗词曲等不同的别名,同时又加以正变、雅俗的辨正,于是诗歌每有新变必先遭冷落,而一旦为文人所受容则又落窠臼。其中有对声律的误解和无限夸大,有对文人雅趣的过分追求,有对大众审美的极度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理论的滞后,更可怕的是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前瞻理论的漠视与误读,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它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引起后人对“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词必两宋的不断反思,同时也催生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流而不断、变而不变、自下而上不断进行着的革命中写就。     

“典型”东渐70年及其启示

考察“典型”在中国的东渐历程,它的兴盛主要取决于中国现代文学界把握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形象创作的需要及“典型”理论的及时输入,其衰落导源于它的自我解构、“新时期”创作新变化、美英文论思潮输入及我国文学理论家的回应。“典型”东渐70年踪迹启示,外来理论在中国新语境的移位必然导致变形,这种移植也能生成民族的和原创的品格。中国化“典型”理论不失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一次富有民族性和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典型”的错时既促成边缘向中心的位移又埋藏着资源匮乏的种子。“典型”还会重新被唤醒,以新的适当方式去推演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场面。     

浅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渊源

浅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渊源李香枫８０年代末，小说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新趋向，莫过于＂新写实主义＂浪潮。最先是理论批评界开始注意到某些属于现实主义艺术形态的小说创作的新变化，并在阐述和评论这些新变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新写实小说＂的种种特征和看法。嗣后...     

“文学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

“文学民间源头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理论,它的一条直接的形成路径来自于京剧的雅化及新文化人士对京剧雅化的批判。瞿秋白将阶级剥削理论运用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析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鲁迅对雅俗关系的阐述则相对深刻和全面,他反对的是文艺的士大夫化。然而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简单的占有论被当成了文艺雅俗关系的全面理解,最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观。“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文字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

“文学民间源头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理论，它的一条直接的形成路径来自于京剧的雅化及新文化人士对京剧雅化的批判。瞿秋白将阶级剥削理论运用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析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鲁迅对雅俗关系的阐述则相对深刻和全面，他反对的是文艺的士大夫化。然而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简单的占有论被当成了文艺雅俗关系的全面理解，最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观。“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     

现代小说中的“散文画”

一“散文画”的提倡二十年代初,当西方近代小说理论传入中国、小说构成“三要素”(人物、情节、背景)理论受到普遍推重的时候,赵景深却依据中国现代小说与抒情传统密切联系的特征,对小说文体形式的构成要素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短篇小说实是各种文章很巧妙而复杂的组合”,因而提出了这样一个小说的“假定的公式”:“短篇小说=抒情文+叙事文+写景文”①.也许,赵景深的小说“公式”受到过西方小说家理论“三要素”说的启示;但它却集中反映了现代小说家在强大抒情传统的     

视觉文化“围剿”与小说“生存危机”

视觉文化以其“直观性”、“娱乐性”和“消费性”占据了当代文化的“统治”地位,并进而对小说的生存形成了全方位的“围剿”,图像思维和商品消费逻辑所主导的文化强制力使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发生有别于印刷时代的新变,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小说文体为了适应文化环境所做的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也是小说生存危机的表现。小说创作中的“经济主义”、小说读者的“去精英化”以及小说文本的“幼稚化”倾向,都是小说在视觉文化统辖下面临危机的典型征候。小说所追求的生存关注和生命反思的精神正在失落。‘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

同西方“灵感”说的神赐灵感观念相比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更注重结合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感受 ,来揭示创作灵感的突发而易逝的特点以及它对作家创作想象活动的催发作用。古人论创作灵感现象还进一步透过灵感现象的表现特征而揭示它的产生原因 ,“积之在平日”是灵感生成的必要前提 ,而“得之在俄顷”则是积蓄在胸的作家与客观外物心物交感的必然结果。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李怀亮一骆宾基在解放后一些谈创作的文章中都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暴露黑暗而是歌颂光明。他曾经打算写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总题就叫“歌颂”。确实，他解放后创作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一篇以揭露社会问题而引起过象《组织...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文化观评析

文章分析了陈序经“全盘西化”文化观的理论基础，论述了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主要内容。认为建立在“文化圈围”理论基础之上的“全盘西化论”，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情感层面都有不可行性。但并不否认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积极意义。     

“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特色的批评家,“明目张胆”地用“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作家论之批评宗旨的李长之,在“感情的型”的美学尺度下,以情感体验中的审美感知与兼容理智的作家批评实戡,标示出他1930年代作家论写作的独特魅力。显然,李长之所建构的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识力并行不悖的作家批评范式,在丰富和拓展1930年代作家论的批评内涵的同时,亦对当时的作家论写作具有一定的体式意义。     

“重访”与“戏仿”——论编史元小说理论肌理特征

"编史元小说"理论是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有助于分析和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文坛涌现出的一股既重要又特别的创作潮流以及其他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小说。"编史元小说"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吸收了历史书写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在理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内涵及特征基础上清楚地展示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关系问题,并着重展现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及变化的过程。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写在《写在〈坟〉后面》后面

鲁迅《写在〈坟〉后面》对“坟”的“终点”关怀和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认识在客观意义上划分了鲁迅思想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鲁迅历史研究中以进化论为前提的“进化论的超越论”是一种理论假象;历史主义鲁迅研究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对进化论理论前提的一贯坚持;鲁迅历史观念的思想特征是相对论的历史“终点论”而不是进化论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主题

“新帝国主义论”被认为是美国现今的国家政策。该理论主要包括“失败国家”论、“先发制人”论、“主权有限”论、“自由民主”论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等论调。     

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检视

发生在３０年代的“软性电影论”的争论,是建国前中国电影界涉及电影理论问题的最大的一次争论,由于过去一直以单纯的政治视角来对待,从而忽略了其中的理论价值,也遮蔽了“软性电影论”背后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的一种新型血肉关系。“软性电影论”者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同时注重电影的娱乐消遣性特征,反映了整个海派文人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自有其理论贡献。但由于它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激进的革命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偏移,既在横向的时代处境尴尬,又在纵向的历史上错位,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