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

围绕如何读解《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形成了一场由古及今的学术争议.近年又有学者对《曲礼》这段原文的标点和语意提出新的看法,①试图以此进一步否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先秦的历史真实性.本文的主旨不在继续或评判这段争议,而想跳出《曲礼》文本的特点语境,②对历史上的“礼不下庶人”现象,和以后又如何“礼下庶人”,提出分析与论证,藉此寻绎一条可以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演变的线索.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论西周“礼”与“法”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礼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本的社会规范。西周是礼的鼎盛时代,西周的礼,全面体现了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本文着重从西周礼的内容、实质,作用及礼刑关系加以论述。 礼的内容、实质 礼源于原始人的祭祀。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礼,但那是一些简陋、朴素而不成文的礼节仪式和风俗习惯。它虽然为人们共同所遵守,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强制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礼和刑的历史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礼和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礼和刑同步源起于夏,自夏朝开始经殷直至西周,既有了礼,也有了刑,到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礼是指导人们该怎样行为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引导说服;刑是对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规范,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手段,其功能重在制裁和禁止。礼是引导性指导性规范,刑是禁止性处罚性规范。礼和刑有不同归宿。春秋战国时期法取代了刑,礼一方面成为生活礼仪;另一方面上,成为舆论导向和社会教化的德,这就是礼和刑的归宿。礼和刑对现代的道德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借鉴价值。     

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法”“刑”的关系

荀子十分推崇"礼"的地位,认为"礼"是社会治理之根本,他在"隆礼"的同时也强调"法"的作用。荀子哲学以"礼"为主体,由"礼"产生"法",同时强调"刑"的作用,并将"刑"作为一种维护"法"和"礼"的必要手段。在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是"法"的根基,"法"是"礼"延伸,"刑"则是"法"和"礼"的保障。     

“刑不上大夫”考辩

人们常用“刑不上大夫”说明中国古代法律的阶级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既无适用于贵族的法律,贵族犯罪也不受刑罚制裁,便曲解了“刑不上大夫”的含义,违背了历史事实。 “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原话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王朝为了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确认宗法等级特权制度,镇压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礼”与“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夫讲“礼”,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调整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庶人用刑,即所谓“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用暴力镇压调整贵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我国古代大夫以上的贵族在法律上所享受的特权,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西周统治者处理内、外部关系的总原则。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它就成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代名词。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不平等的法称之为“特权的法”。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过去就有各种不同的疏解,近来在讨论孔子“礼”的思想中,各家也有不同的解释,这两句话究竟反映什么社会的礼制,其实际内容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是指的刑罚,“礼”是指的礼制。刑罚是统治阶级压迫敌对阶级的工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这里“大夫”与“庶人”对举,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礼”与“刑”对举,当然也是阶级的“礼”。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古今说者多以为是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之意。如《礼记》郑玄注于“礼不下庶人”条下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于“刑不上大夫”条下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便以为《曲礼》原意是指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亦持此说。最近的例子,尚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泽华、王玉哲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云:“礼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刑则专门对付和镇压奴隶大众,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这是误解。周代庶人用礼的记载显见于经传。在《礼记》中,有《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殄。”《内则》:“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豚,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又有:“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腻羹胾。庶人耆老不     

礼与刑:《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

清华简《保训》之"中"如果是指一种思想观念,为何上甲微能将它借来借去?如果"中"为某种实物,上甲微将"中"归还河伯之后,为何又能把它传遗子孙?学者尝试把《保训》之"中"解释为"众"或军队,可古文字中没有"中"与"众"通假的直接例证。学者将舜之"中"与上甲微之"中"内涵完全等同的做法也无法贯通《保训》文本的内在理路,《保训》文王传"中"归根结底是把国家大事托付于武王,因此对"中"不应从天文、地理、心性等角度探讨,而应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解读。舜之"中"为礼,上甲微之"中"为刑,治国时机、处理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保训》之"中"的不同内涵。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缘何“人有礼则安”——“礼”何以立于人

礼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礼成为古代国家治理中最具整体性、规范性、权威性的制度安排。对古代历朝的民众来说,礼对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虽然礼的形式是自上而下的,具有明显的等级性,但是礼的确立与实行却关乎每个人的生存。《礼记·曲礼上》有言：“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有礼则安”意味着一种和谐有序的生存状态的确立与实现,这种状态对于个人而言意味着心理上的安宁祥和与生活中的安全稳定。总体说来就是,中国古代以礼治使个人认同和谐有序的生存状态,使“礼”立于个人,促使其维护和推进礼治的延续。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从德（礼）、刑到礼、法——中国古代宗教政治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是在家族血缘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形态,宗教和刑罚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礼最初是指祭祀的礼仪,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是通过宗教的力量实现社会分层,进行政治统治,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后来也泛指氏族内部的习俗、习惯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是德。刑最初是指对待战争俘虏的刑罚,其用于治民,便要与典、彝也就是德相结合。法最初是指刑罚,后衍生出法令、法度、法律之意。中国古代“兵刑合一”,故最早的法律形式乃是军法,体现的是君王的意志。在中国古代,宗教变革及其由之带来的德（礼）与刑的政治工具化,推动着国家的形成;而二者之间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优化,最终确立起周代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思想。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礼与刑在经学中的德性指归——“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辨正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出现于多种古典文献中,而围绕此一问题多有争议。近代以来学者批评此为法律的阶级压迫性。然而深入考察文献会发现,这一问题在汉代经学内部就已经有过非常充分明晰的讨论。"礼不下庶人"实际上处于对庶人的经济考虑,不责庶人以礼,并以此引导其向"士"人看齐。而围绕"刑不上大夫",产生了三种观点,今文家认为不刑大夫是为着尊贤,而许慎则以"古周礼"驳难,认为大夫仍受刑责。郑玄借《周礼》构建起一个严密的系统来调和了两种观点,既维护了公正又保证了尊贤。古代儒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指向了更高的德性原则。     

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中国古代的祈谷礼

祈谷礼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部分，它既反映了古人迷信愚昧的一面，也包含有祈盼丰收顺遂的心理。其兴衰变化，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思想状况相联系。对祈谷礼进行考察，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