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新论——兼论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的差异

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苏俄刑法理论移植而来.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初步建立,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20世纪50年代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苏俄刑法理论上.尤其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刑法理论上,无论是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还是主观方面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在弥补我国刑法立法的不足、保持刑法的稳定、克服刑法规范的抽象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刑法司法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抽象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刑法司法解释之间、刑法司法解释与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部分刑法司法解释的方法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司法机关对刑法进行司法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合理性原则、明确性原则。     

刑法教义学视阈下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

在刑法教义学的视阈中,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理论不是真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其仅仅是刑法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真正在指引刑事司法实践,并具有实证法基础的,是"罪———责"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它包括犯罪行为判断和刑事责任判断两个阶段。但是,我国主流刑法理论却错误地将其概括为罪责刑模式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理论对"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存在方法论的偏差。相比之下,罪责模式理论赋予了"刑事责任"犯罪论机能,并将其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     

论环境刑法行政化

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是环境保护进程中刑事法与行政法的交叉和衔接问题。环境发展的经济性、环境保护的预防性以及刑法的稳定性和谦抑性品格共同构筑了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基础。环境行政犯罪中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关系,为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制度性关键—环境行政违法要件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界限。环境刑法行政化是环境行政权与环境刑事司法权运行的制度化体现,权力分析的方法为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发展构筑了现实轨道。制度缺陷与完善是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落脚点,是从行政化的视角对我国环境刑法的赢弱之处予以审视与反思。     

后TRIPS协定时代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国际化及中国立场

在所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中,TRIPS协定首先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程序条款,尤其强调了针对盗版犯罪的刑事处罚,开启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时代。在后TRIPS协定时期,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欧盟、美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通过不断地立法修法来满足著作权保护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大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力度,进一步推动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制度也是在后TRIPS协定时期、在缔约国义务的压力之下确立起来的,面对著作权刑法保护不断加强的国际化趋势,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应坚持国际化基础之上的本土化原则,坚持刑法谦抑之下的适度性原则,积极构建新时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著作权刑法保护文化。     

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可以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三个维度予以勾勒.就研究方向而言,应当强调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实现全面发展,并应着力把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之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开展对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成果的总结性研究和大力开拓对刑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应倡导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重视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理并用;繁荣、优化比较研究;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注意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研究道路.就研究重点而言,应加强在刑法的解释性研究、刑法基础理论、外向型刑法、刑法学体系和我国刑事法治道路的模式选择以及刑法现代化问题等薄弱环节上的研究力度,努力推进我国刑法学术的深入发展和繁荣.     

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问题研究

出罪与入罪是刑事立法定罪问题的一体两面。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和入罪的功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犯罪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入罪,即犯罪化,刑罚化;也包括出罪,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     

内地刑法与台湾刑法犯罪构成之比较

犯罪构成理论是近代以来刑法学犯罪论部分研究的基准与核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政治现状,台湾与内地的刑法理论差异较大,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更是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内地和台湾两地刑法历史的沿革和特点不尽相同,台湾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大陆法系递进式的,是三元模式的;而内地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的平面整合式的,是属于耦合模式的,或者说是平面整合模式的。二者在构成要件的比较、与刑事诉讼机制的一体性、对刑罚权的制约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所不同,两者各有其优缺点。     

美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之评析

隐私权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新兴基本人权之一,而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隐私权进行系统研究并且予以立法保护的国家,从美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其条文数量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在隐私权刑法保护方面,美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但由于美国通常在隐私权保护的单行立法中,分散性设置隐私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因而其在隐私权刑法保护方面缺乏整体规划,具有就事论事的片面性,导致隐私刑法保护体系上的不协调.故此尽管美国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条文众多,但其效果却难尽人意.而中国在隐私权刑法保护立法方面,应当汲取美国隐私权刑法保护分散式立法模式所带来的教训,采取整体性隐私权刑事立法模式以切实满足打击隐私犯罪的需要.     

德国环境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立法及启示

德国环境刑法在罪过形式立法上既有择一罪过立法,又有双重罪过立法。择一罪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同一犯罪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双重罪过立法主要是指结果犯的罪过形式立法,由行为人对行为的心理态度和对结果的心理态度构成。这两种罪过形式立法是刑法明确性原则的重要表现,既有利于深度贯彻责任主义,也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全面评价,进而实现刑罚公平。与此相比,我国环境刑法在罪过形式立法上则显得粗糙得多,对法治原则的贯彻明显不够。所以,德国环境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立法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刑法谦抑性原则之考量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原则。它的宗旨在于可以使用刑罚以外的手段能够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时,就不要使用刑法加以调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行为边界设定和犯罪情节描述方面虽然反映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在司法解释中关于"情节严重"的列举性规定之间却存在逻辑矛盾,容易产生罪刑不对等的现象,从而背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此外,本罪中关于法定刑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和起刑点过高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现,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罪名中,应该通过修改刑事立法的方式予以调整。     

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理论对接

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原始的对接交叉关系 ,为我们借鉴犯罪理论、修正民事侵权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首先 ,在民法理论中用“侵权法”或“侵权责任法”替代“侵权行为法”更为合适 ,因为侵权与犯罪一样 ,都是某行为所致 ;其次 ,民事侵权责任的成立与犯罪的成立都需具备一定的条件 ,借鉴西欧大陆刑法理论认定犯罪的三步骤即构成案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 ,有助于准确把握侵权责任的构成标准 ;最后 ,以教育改造为主旨的刑事制裁着重考虑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而以恢复补偿为主旨的民事制裁应将责任的重心放在客观的损害程度上 ,所以 ,认定责任时不应拘泥于归责原则所反映的主观心态 ,归责原则应是一种诉讼证明的方法。     

论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可否入罪

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第219条的立法疏漏。但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入罪并不妨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与刑事处罚的谦抑性原则不相抵触;不会造成我国刑法关于经济犯罪基本上限于故意犯罪的立法格局失衡,且不与我国刑法奉行的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的精神相背离;国际立法例也不否认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可入罪。因此,可增设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罪以弥补我国刑事立法的不足。     

大陆刑法与澳门刑法犯罪中止的异同

大陆刑法与澳门刑法均规定了犯罪中止制度,两部刑法对中止犯规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立法精神上和表现形式上,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处罚原则上和成立条件上,澳门刑法规定的犯罪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值得借鉴.     

中俄犯罪构成理论刍议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在构建之初学习前苏联的模式,认为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俄罗斯刑法理论已经修正了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认为犯罪的外延大于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中没能容纳的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都由犯罪概念加以补充,这一理论进步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中国刑法理论与前苏联及俄罗斯一样,都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之外存在诸多影响刑事责任的成立及其程度的主、客观要素;司法实践证明,仅以犯罪构成来定罪而无视其他主、客观要素的价值 ,将不足以支持量刑.构筑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乃是中俄两国刑法理论走向成熟与发展的必经之途.     

内幕交易罪之规范理论的比较研究——以美、日与中国台湾地区为对象

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在外观上与一般的证券买卖交易并无不同,但刑法上却将内幕交易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罚,所以对于其刑事规范理论的依据何在值得探讨。但是因为内幕交易具有内部性,对于内幕人员获知与利用内幕信息的内幕交易行为,在区别究竟属于合法的证券投资与违法的内幕交易时就产生了难点。因此有必要借鉴美、日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关于内幕交易罪的刑事规制经验,从立法与司法实践方面来探讨内幕交易罪的刑事规范理论基础,以澄清内幕人员与内幕信息的规制范围与犯罪构成特征。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前科消灭制度研究——以《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为例

从法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和人权理论出发来审视,前科消灭制度具有当然的合法性基础,应该在刑法立法中予以体现。《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的前科消灭制度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对前科消灭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这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应该改革当前的刑事法律思想,选择"前科应当消灭、但是不能全部消灭"的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路径。     

网络谣言刑事归责限度理论的构建——兼论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的界分

Web3.0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存在显著区别,呈现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同时还会对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生态、文化生活领域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应当对制造、传播网络谣言并造成恶劣影响者采取刑事措施。网络谣言的刑事归责应当划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化解这一难题的可行之道在于从刑法价值的判断与比例原则的植入两个层面着手,构建网络谣言刑事归责限度理论。一方面,必须从刑法法益、网络谣言本身性质以及网络谣言的实质侵害可能性三个角度判断其刑法价值,这是刑事归责限度的首要环节;另一方面,在网络谣言具备刑法价值之后,还需要引入比例原则,对其行为从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三个角度展开分析,由此判断该行为究竟是否具备应罚性,从而将网络谣言刑事归责的范畴收缩。     

未完成形态犯罪的理论困惑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再解读

本文通过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解释未完成形态犯罪和违法性阻却事由时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剖解 ,批驳了“一个犯罪只有一个犯罪构成”的观点 ,并修正了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些错误理解。同时 ,在坚持刑事一体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对该说的一些个人理解。最后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