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

我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究其编纂体例,大体可分三种,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编年和纪传二体,是我国古代撰史的最其本方法,至西汉时,业已具备。适如刘知几所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史通·二体》)历代史家据此,把《左传》和《史记》分别称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初祖。南宋时,袁枢将《资治通鉴》中重要史事归纳成二百三十九目,每目记录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撰成《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遂被史学界公认为历史编纂的新体例——纪事本末体。     

先秦史籍概说

先秦史籍概说赵淡元先秦史籍是中国史籍的起源和初步发展阶段。它对中国古代史籍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刘知几曾指出唐以前中国史籍流派有六家，而先秦史籍就占了四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１］此外，《史记》家、《汉书》家，即纪传体...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一个     

试论荀悦撰写《汉纪》的政治目的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献帝建安元——二年,他任黄门侍郎,著成《申鉴》五篇。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又著《汉纪》三十篇,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编年史名著。刘知几曾将其与《汉书》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体,称之为“班、荀二体”。梁启超也把《汉纪》称为:“此现存新编     

论《越绝书》的叙事体例

《越绝书》的叙事体例既不同于纪传体,也不同编年体,它具有纪事本末体的体例特点,可以说它是纪事本末体的雏形.虽然《越绝书》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体例还不成熟,但这种体例的叙事方法具有开创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简谈《史通》的“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刘知几撰《史通》是从史学的总体(史体)着笔,分正史、杂史两人类,正史归纳为“六家”,杂史析为“十流”。“六家”又总括为“二体”。“二体”以纪传为主,编年为辅,评述“二体”,贯穿《史通》全书。《史通》论述“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就“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言,大体包括以史核经揭穿经学的虚伪,赋于史学以理性的表现;抨击世家大族占据历史舞台,树立史家敢于直书的品格;针砭文弊,严正史学的体统等这几方面。由于刘知几不满于唐初贞观年间官修的六部史书,又不敢正面辄加批评,“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触排,无所顾忌”。因此,他的史学主张大都从批判这六部史书中曲折地表现出来。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说“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可谓破的之论。本文仅就《史通》的“指归”、“体统”,试作简谈,敬求匡正。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蓬勃发展,以纪传史的著作为主流.纪传体包括纪、传、志、表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体裁都在纪传史以外得到独立的发展,但它们对纪传史来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从形式上看,编年史有与纪传史并驾齐驱之势;究其实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却是非常明显的.编年体的产生,早于纪传体.自从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以后,遂使这一体裁在汉代独霸史坛.汉末“(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因此,自编年体重登历史舞台之始,即表明其与纪传体之间的主从关系:班固经传体的《汉书》为主体,而荀悦编年体的《汉纪》为从属.单     

论司马光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一部史书的优劣,首先要看它的取材、内容和历史观,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也要看到怎样取材,史书的内容和观点是如何地表达,这些也是影响史书优劣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司马光自幼喜读史书,他始终感觉到纪传体史书的冗繁是个大问题。为此他主编了一部与纪传体史书不同的简明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编纂思想,那就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在这一编纂     

论《资治通鉴》对中国史籍编纂学的贡献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这部巨著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用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三百余万字。它包罗百代，取材宏富，体例谨严，史料翔实，叙事简洁，详略得当，文笔流畅；始创著史“三段法”，发考异之端，开著史新径，故成书近千年来，一直享有崇高声誉，在我国史籍编纂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传习之盛，与（史记）、（汉书）相埒”（梁启超语），被誉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1]《通鉴…     

史书体裁试探——《中国近代史记》的新体例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治史体裁之多,堪称世界第一,诸如纪传、编年、本末、通鉴、纲目、会要、典志、方志、表等等,不胜枚举。但总而言之,可归纳为三体: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每种体裁都有其特殊的功用和成就。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其成就之大者如《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分列纪、传、表、志等。纪“包举大端”,传“委曲细事”,表“谱列年爵”,志“总括遗漏”。其成就之大者如《史记》、《汉书》。本末体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清史纂修与纪传体的改造

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样的体例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纪传体。瞿林东先生指出 :“清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续编 ,除了纪传体 ,别无选择。”并叙列了纪传体清史应包括纪、传、志、表、图、载记六部分。瞿先生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首肯。采用纪传体纂修清史 ,正逐渐成为众多史家的共识。然而 ,如何运用纪传体编纂清史呢 ?是照搬“二十四史” ,还是“旧瓶装新酒” ,或者是“穿新鞋走老路” ?这在学界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其实 ,就我个人管见 ,照搬正史恐怕难行得通 ,应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 ,对纪传体进行改造 ,赋予纪传体…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资治通鉴》纪事失误举隅——以突厥史料为例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但它也存在些许错误,或是疏失所致,或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例有关,有关突厥的记载失误即可说明。同时,《资治通鉴考异》也存在错误。     

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力作——读谢贵安教授《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有感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其外在的表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学人研究也大都侧重于从文献学角度予以评析,如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等.与史书体裁相对的则是史书的内部体例,主要指规定和构成史书内容基本秩序的条目、凡例和特殊处理方式等,目前史学界对此有很多的学术探讨.而对实录体能否成为一种史书体裁的研究,据笔者所识,未见有系统的论述.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     

《尔雅》“连言为训”体例略说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汇集各种词语的词典。它初步奠定了我国语文词典编纂的基础,基本形成了古代汉语近(同)义词词林的雏形。其编纂体例和训释体例,也对后世的汉语词典编纂史和文献语义产生过较大影响。本文所谈的是“连言为训”这种训释体例。 黄侃最先发现,“《诗经》中连言之字《尔雅》‘释言’‘释训’即以为释”(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黄焯编定《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所称“连言”,是指古文献里特定语境中有联系的上下文。例如《诗经·大雅·江汉》:“肇敏戎公,用锡尔     

析《汉纪》编年体例的政治学功能

汉末学者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例的《汉纪》。本文认为他对于《汉书》之帝系的正当性,是存有异议的,而这却往往为历来的学者们所忽略。而荀悦所首创的“断代编年体”,其价值便不仅限于历史编撰学,“某帝—某年(某月)”的纪年符号本身,构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表征,具有明确的政治学功能:即表达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赖以支撑的某些观念理据和判定标准。     

晚清史家改造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成就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因“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受到史家的青睐,逐渐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入侵造成的严峻形势,要求史家因时变革,敢于创新体例,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鉴于此,晚清史家针对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流弊,注意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逐渐形成具有近代色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新模式,其成就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