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的古文字学 古史学家丁山教授

<正> 丁山教授,1901年出生于安徽和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勉强读完中学后,靠半工半读旁听北京大学课程。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6年经沈兼士与鲁迅两先生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院助教,次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9—193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此后的二十年间,历任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曾开设文字学、音韵学、校雠学、尚书学、中国古代历算、中国沿革地理、中国制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诸子文选、商周史、中国通史等二十余门课程。     

鲁迅与古文字学

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作序,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同时又指出“鲁迅先生受清代学者的濡染”,于“旧学”之根柢亦极深固。这一看法目今已为世人接受。关于鲁迅与“旧学”,可作多方面的研究,“小学”即其一。人所周知,清代学术中“小学”比任何一种经学都发达,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所谓“小学”,包括字形、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广义的古文字学。鲁迅在这方面是很有造诣、很有见解的,虽然,他并不以此名家。蔡元培先生称赞鲁迅之治学,往往“蹊径独辟,为后学开无数法门”。就以古文字学来说,鲁迅确实也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徐中舒先生与川大古文字学

川大古文字学由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开创，所谓“一树百获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取得了累累硕果，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冷门绝学浡然而兴。笔者作为徐先生晚年的学生，师从先生敬承教诲近10年，任教川大已近40年，也是川大古文字学建立发展的亲历者之一，逢此盛景，备受鼓舞，故撰此文以述往事，勉来者。     

古文字学的基础工作

<正> 我是学古文字学的。古文字学本来是比较冷僻的学科,虽然出了一些大家,学的人还是很少。这些年随着整个学术界形势的发展,古文字学也“热”起来了。学科本身进步很快,四个分支——甲骨学、青铜器学、战国文字和简帛研究,都提出许多新问题,有了较大的成绩。古文字学的论文,由于排印要大量刻字,发表不易,但刊出的数量仍然很多。新人辈出,更是可喜的现象。有些青年学者,目光犀利,见解新颖,很值得学习。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

<正>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疑古学风,这种学风,发展成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古史辨派的学风相反,不是怀疑中国古代史,而是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而说明其可信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看和王国维同时的学术权威、经学今古文大家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风,就更加清楚。康有为主张变法,提倡“托古改制”,因而他不相信某些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认为是出于刘歆的伪造。他也不相信出土的钟鼎彝器。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和康有为不同,在经学上互相水火,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观点也绝不相同,他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也不相信甲骨金文。在当时,经学就是国学,两位经学大     

孔子评价与古史分期

<正> 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于孔子的评价是当前聚讼纷纭的一个复杂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史学界对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认识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因而影响到对孔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孔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呢?史学界的回答很不一致:有的史学家把他说成奴隶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强调他复古倒退的一面,从而忽视了他的“爱民”主张的历史作用,有的史学家     

《楚辞》与古史

《楚辞》与古史李学勤烟台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江林昌博士，是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最后的弟子，于１９９４年取得博士学位。最近，他将其博士论文扩充修改，成为《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一书，将由齐鲁书社出版，要我作序。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义，便欣然应命。《楚辞》研...     

秦封泥与中原古史

2 0世纪 90年代下半叶 ,在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 (亦即秦都咸阳渭南宫区之一部 )内“相家巷南地” ,出土了数以千计、达数百品种的秦封泥。秦封泥上职官的记载 ,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秦封泥的地理资料的记录 ,不仅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而且更为系统 ,在职官与地理上 ,秦封泥都填补了不少空白。     

古史传说与墨子的政治观研究

春秋战国之交 ,探讨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术的政治思潮中 ,墨子从当时广泛流传的古史传说入手 ,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其中包括尚贤、尚同、节俭、非命、兼爱、法治和对正常进行监督等一系列政治见解。这种思想在阶级属性上既不属于奴隶主阶级 ,也不属于平民阶层 ,而是封建制度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集权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自１９２３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引发古史大讨论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先生的评价就颇具有代表性。本文以钱穆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为其线索,拟对他们古史理论的异同作一些探讨和分析。     

都江堰古史新论

本文概据古史资料的记载,一反过去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的传说,论证了宝瓶口和沱江是古代蜀国开明氏所凿,开且进一步探索了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这一传说的由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使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地成为一门科学。但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却是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记录,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古史辨与中国现代历史学

<正>近世中国学术几乎都有一个转型问题,连语言都转型了,从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何况学术!学术转型不全是因为西学的刺激,还有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推动力量。以往,传统学术也有转型,比如经学,汉代的今文经学发展至烂熟,转型为古文经学;再比如历史编纂学,孔子确立的编年体转型为司马迁发明的纪传体。诸如此类,还有不少。然而,传统学术转型并没有给现代学术转型     

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

1925年夏天,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学术讲演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一是新的学问来源于新的发现;二是中国纸上的学问有赖于地下材料的证明。四十年来中国古文字学的新发现和新学问,证明这个论断确是至理名言。 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地下文物成批涌现,不但考古年代学上的缺环和地域的空白得到了填补,而且有许多新发现甚至完全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看法,促使人们去重新考虑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带来了新的学问。下面就古文字学讲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著名古文字学家──姚孝遂教授

著名古文字学家──姚孝遂教授姚孝遂教授生于１９２６年，湖北省武汉市人。１９５０年毕业于华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１９６１年吉林大学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     

试论五四时期的古史传说研究

五四前后,在西方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以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夏曾佑、孙中山、王国维、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史学家,开始注目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以不同的历史观为指导,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有些结论还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然而却拉开了关于中国古史传说研究的序幕。史学家们所进行的许多方面的大胆有益的尝试,为后代学者继续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而是独立探索的一个领域。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