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从高鸡泊之祸看晚唐太原王氏子孙之命途

高鸡泊之祸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因素.晚唐太原王氏宰相王铎奢华的生活、知贡举时黜落寒士李山甫、用人时偏重旧族子弟是遭此横祸的主要原因.但太原王氏子孙在晚唐并未因此次祸难而一蹶不振,部分房支仍有高官名世.直至五代结束,才与其他所有土族命运一样彻底平民化.     

日本《三十三年之梦》对清末政治小说的影响——以《党人碑》和《大马扁》为例

本文主要以黄世仲的政治小说《党人碑》和《大马扁》为例,通过康有为、孙中山、宫崎寅藏等人物形象和一些典型的故事情节,考证了两篇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对日本人宫崎寅藏的作品《三十三年之梦》的接受事实。正因为有了《三十三年之梦》对清末小说界的渗透与影响,两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才得以描写得淋漓尽致。     

异梦:庄子与《列子》哲学比较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首次对梦予以形上关注.之后,<列子>继承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庄子以梦隐喻人生虚幻不实的做法,致使其思想与庄子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详细的考察将发现,庄子与<列子>所讲的梦实际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分别表现在梦与醒觉、与现实、与道等的关系上.     

弥尔顿《梦亡妻》审美空间的生成

依据认知语言学家的心理空间理论研究解读了弥尔顿的十四行诗《梦亡妻》的行文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学空间系统,并通过对这些心理空间产生过程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读者对《梦亡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反映,而是一个与文本互动的过程,是读者根据文本提供的语言信息,利用自己的认知模式积极建构意义的过程。由于读者所掌握的背景知识或者认知图式的不同,建构的心理空间会有所不同,对诗歌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别。     

论《三梦记》主题思想及其价值

《三梦记》所写故事皆有虚构成分,内容是否真实不能用以证明作者究竟为谁的问题;三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通盘考虑、系统研究、全面评价。《三梦记》是以论点为框架,以故事为佐证,夹议夹叙,结构独特的一篇富有哲思的小说体。梦与现实关系是其叙事核心与主线,揭示梦反映现实的功能、作用与机制是其思想主题。《三梦记》是唐代小说中唯一关注和思考梦现象本身的小说,是系统揭示梦境功能作用的小说,也是唯一没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纪梦涉梦小说。     

韦庄《秦妇吟》失传之谜新探

本文对《秦妇吟》的失传原因作了新的探讨,得出新的结论。认为韦庄热心政治、关心时局,创作《秦妇吟》的初衷在于提示唐末战乱胜败内在原因。诗中通过对双方力量的艺术对比,得出了“官不如匪”、官兵自毁长城的结论。因此奠及了统治阶级的隐痛,遭到了“公卿多谤”、群起而讳之的待遇,在外部压力下,韦庄为全身远祸,采取妥协态度——起而自讳,致使该诗湮没千年而不传。     

《一场美国梦》中的存在主义体现

《一场美国梦》是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代表作,作品体现了四个主题:一、美国社会是一个非理性的极权主义社会;二、对“死亡”的极端恐惧(对生命的渴望);三、人际关系严重异化;四、信仰危机。     

从《圣经》文本看隐喻与象征之辨

在美学观念下,隐喻与象征的辨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稳定性与多变性。隐喻多种意义的出现,使文本表达具有丰富性与可理解性,但同一意义的高频出现,就驱使其成为具有稳定意义的象征。二是形而下属性与形而上属性。象征是形而上的,形式与意义天然具有联系,而隐喻则是形而下的,形式与意义可以在具体事件中随机组合。三是情感性与逻辑性。隐喻对人类认识能力产生作用的首要条件就是其天然具备的情感性。但是,象征对情感的要求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日常理解进行的,象征并不注重情感的具体理解,而只在乎情感表达的方式是否符合逻辑。这三个方面在《圣经》中都有着具体而充分的文本与意义体现。     

《易经》生态愿景思想及其对绿色中国梦的启示

《易经》中包含着逻辑严谨的生态经济思想体系,其中生态经济愿景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国梦极具启示作用。《易经》运用贲、恒、随、益、咸、丰、升七重卦,提出了生态经济应实现的目标及愿景。在每一卦中,古人都概括性地描述了生态经济的目标内容、实现路径等。     

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

唐代科举实施“两都试” ,除了“京师米贵”以外 ,武则天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安史之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两都试”期间录取的进士、状元和长安一地录取的进士、状元并无区别 ,有学者称“两都试”录取的状元为“分场榜首” ,虽有新意 ,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唐人侠风略论

有唐一代,侠风炽盛,咏侠诗的创作空前繁荣。本文系统论述了唐人任侠风气的成因、声势及其流变,认为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和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气质精神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一代诗人及其创作。     

唐代行宫三题

唐代行宫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避暑宫、温泉宫、边防宫、两京道行宫四大类。唐朝置监,设有总监、副监、丞等官员管理行宫。因其功用不同,唐代行宫在选址上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各有所重,尽取河山之胜、兼求自然之趣是唐代行宫选址的总则。古代交通条件落后,受其影响,唐代行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密集京都周围的特点。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历代陕西状元考略

根据陕西方志、《登科记考》和近年出版的有关状元研究专著等资料进行比对查考,历代陕西状元计有21人,包括现籍陕西或祖籍陕西的状元,但不含居地在陕的4位李氏宗室子弟。从总数看,陕西状元不比号称状元大省的江浙地区,但在唐代,可考的陕西状元数量是位列前茅的,且陕西状元或政绩卓著,或才华出众,大多史册有载,作为陕西人物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     

赵犨兄弟与唐末陈州

赵犨兄弟与唐末陈州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赵犨兄弟据守陈州顽抗黄巢义军、抗击秦宗权势力之举,既保全了陈州,又是导致黄巢最后失败、秦宗权最终覆灭的重要因素。因此,陈州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忠武军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亦先后继登将相,主政陈州。在其主政陈州的21年间,他们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促进了陈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朱温创建后梁基业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其历史功绩应得到肯定。     

略论唐末沙陀将帅李克用

李克用是时势造就的一位＂英雄＂,他在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猛烈冲击了唐朝封建统治基础的历史背景下得以登上历史舞台,表演了重要的＂功臣＂角色。但是,沙陀族的出身以及功高名盛又使他备受朝廷的猜疑、掣肘甚至军事打击,使其势力发展受阻,甚至被削弱,使其在汴、晋相争中日趋转向劣势和被动。后世史家对于李克用的评论多少带有＂大汉族主义＂成分,因而常常有失偏颇、公允。实事求是地说,李克用对于维护唐朝封建统治还是贡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