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合法性维度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发展与完善政府绩效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是在客观认识国家治理状况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为背景,从合法性的制度维度、有效维度、参与治理维度、治理多元维度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存在的绩效评估目标设定偏差、指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足、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从利益整合、大数据支撑、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制度化的操作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使其真正成为政府治理行为有效性与否的"晴雨表"。     

利益集团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与规范路径

利益集团是参与国家治理的有形主体与基本力量之一,其消极行为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其表现为:利益集团俘虏国家治理主体,腐蚀国家治理规则,破坏国家治理绩效。规范利益集团应该着眼于国家治理主体:政府、政党与公民个体;着眼于国家治理规则:国家法治制度、国家制度供给与治理文化;着眼于国家治理绩效:国家公信力、国家治理资源与国家治理机制。     

反腐败背景下我国绩效预算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

[提要]随着我国政府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收支领域的腐败现象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新时代的反腐败需要通过绩效预算制度来规范政府行为。国际上不少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及绩效预算改革运动的轨迹,为我国绩效预算制度改革提供参考路径。我国新修订的《预算法》中关于绩效预算制度可通过建立绩效预算立法的效力层级、建立有利于防治腐败的预算权力结构、形成一套以绩效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制定一套有效的绩效评价制度、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予以完善。通过绩效预算制度界定政府的权责效,厘清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建立“规制用财”的新型反腐模式,有效打击新形势下的公共领域腐败行为,有力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     

国家治理在中国的登场及其方法论价值

治理意味着共同目标的建构。治理理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和发展,不仅表现为学术角度的语源学考察、官僚制的历史主义考察和秩序价值的探讨,而且表现为以回应和民营化为手段、旨在提升公共参与水平和政府绩效的政府再造实践。在国家治理正式登场前,当代中国各地兴起了各种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但非制度化的动力机制使其往往难以为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正式登场,其方法论价值主要表现在运作环境、目标体系、作用领域、推进策略和技术平台等方面;作为方法论的国家治理的限度体现在将治理局限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层面,局限于作为激活既有制度体系的发展空间的运作手段层面,局限于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层面。要突破把治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将其视为技术、手段、目标和战略思想的综合,注重从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入手,就有可能实现治理优化制度、治理发展制度、治理成功制度的中国式发展目标。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离开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调治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坚持党领导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形式和实行群众路线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新型民主观为指导。     

习近平“八个能否”标准的理论价值及其目标导向

习近平的“八个能否”标准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理论的新成果,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话语逻辑基础,破除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明确了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紧扣“八个能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     

建立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思考

继政府绩效评估在西方国家取得良好效果以来,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政府绩效评估并不能一蹴而就,其良好的绩效评估效果的取得需要具备文化、制度、社会和技术等条件。因此,我们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绩效评估氛围,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用制度化的形式保证其实施。     

国家审计治理、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举世瞩目,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政府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官员个人的素质和追求。因此,合理的官员激励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但现实情况是,官员晋升激励在促进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缓慢。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国家审计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的角度,可考察国家审计治理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中的作用。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其所在地区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越差,而国家审计治理则明显抑制了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影响。国家审计在提升经济增长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治理作用。1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价值、困境与对策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对于政府与企业、社区、生态型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公众形成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要认真正视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采取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遵循生态善治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所组成的生态治理联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生态治理协商民主制度、生态治理集体行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制度、制度化与国际合作的再解释

在理性主义范式内,制度有助于合作,制度化有助于合作深化是学界共识。但在国际政治中却存在制度化未必导致合作深化的现象。为探索这一问题,本文将制度化具体分为制度本身的制度化和行为体行为的制度化,这有利于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索制度化对于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制度性合作是制度化合作的起点,其条件是制度安排必须有助于行为体从长远角度考虑共同利益。但是只有在规范语用学的指导下,行为体的互动模式才有可能产生正向认同,共同利益才有可能出现更新和扩张的态势,制度化合作的现象才有可能持续。这种互动模式正是制度化导致合作深化的附加条件。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迈向良性的互动——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及与政府的关系

文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中介组织的本质、含义及特征,认为中介组织并非社会团体,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经济和社会的支持系统.作为社会的一域,它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当前,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越位和失位造成其功能的扭曲.因此,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建立起二者良性的互动,让政府和社会走向善治,是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社会治理制度与行政人格

制度与人格相互构建，行政人格的生成与社会治理制度密切相关。在传统的权制和法制模式中，由于相应制度中伦理道德的“等级化”和“虚无化”，行政人员分别被塑造成依附人格和工具人格。随着服务型政府从理论走向现实，社会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道德被重新凸显，德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进而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也只有在德制中，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才会得到普遍性的生成和自觉的建构。     

政治文化变革的制度分析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效率;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交易费用虽然较低,但是其制度效率也很低;政治文化变革的方向是制度化,实现政治文化制度化,有利于提高制度效率。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经济人属性与“委托-代理”有效性分析

经济人具有利己的"根本属性"和遵从制度安排的"制度属性"。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同样存在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因此,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应充分体现经济人属性,从而使得公司治理具有有效性。     

基于治理的代建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

通过分析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现阶段改善代建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着力点应该是项目管理制度层面的调整和优化,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代建项目治理。基于此需求,对项目治理这一公共项目管理绩效改善途径予以概述,包括它的本质、定义、内容以及它与项目管理的区别,并对代建项目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总结分析发现,实践中所提出的代建制改进建议均可归入代建项目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6个方面。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包括三种类型 :基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治理制度、强调纯市场理性和产权途径的市场取向的治理制度以及建立在不同参预者自我约束的、以非强制性为特点的内在治理制度。国内外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也存在不足。未来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应重视环境治理研究 ,加强理论深度 ,制度安排上要进行创新 ,不能依靠单一的制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