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在哲学上围绕着世事“变”或“不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观,但由于各自经历的环境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在改良派内部,思想和变法维新的理论不完全一致。康有为从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中找变法的理论武器,牵强附会地把变法维新说成是继承并发扬孔子托古改制之教。严复则不同,他曾留学西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进行过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攻读过大量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这是康有为及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因此他有条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宣传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     

略论清末民初两次儒家政治思想评判高潮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评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维新派重在绍述,“以经论政”、“托古改制”是其最重要的手法,间有对儒学和孔子的批判,但不够急进;革命派重在批判,对孔子和儒学批判较维新派前进一大步,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并且在批判中仍有肯定和继承。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康有为的“重仁而爱人”的博爱哲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推行维新变法运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最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之一。他能够面对近代史的严肃课题进行哲学思考,并糅合中西,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重仁而爱人“的博爱哲学。所以他的哲学具有很大的过渡性。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及其意义——兼与康有为等人比较

中国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中国本土文化被予以重新发现和诠释的时代。＂大同＂一词首见《礼记.礼运》篇,近现代思想家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李大钊、蔡元培都对大同理想津津乐道。其中,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作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蓝图,体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因此,解读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有助于加深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认识,同时可以直观地领悟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之间的分歧。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以德治教与儒家文化

以德治教是理想的教育境界。建构新道德 ,必须批判儒家思想中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守旧观点 ,以适应新道德治教的需要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近代革命史中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

封建家长制,是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它以家长为家庭的“至尊”,其他家庭成员人身依附于家长;若干家庭又隶属于封建大家族,族长是大家长;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则建立在其上,由封建家长、族长形成基础,以各级地方“父母官”为中介,以“家天下”的皇帝为顶端。对封建家长制及其道德观念的批判,是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试图通过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对封建家长制批判的考察,作为当前批判和肃清封建家长制残余的借鉴。戊戌变法时期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制造舆论,发动变法运动,进行了我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进化论评议

维新派在维新运动时期关于进化的概念,不应单纯理解为完全没有质变内容的概念,不能同形而上学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所讲的进化,是属于上升发展的进化,实际上包含非爆发式飞跃,带有部分质变的意义。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康有为在经学形式下,阐发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不同之“道”,提出了“道”可变的理论,打破了今文经学几乎完全没有飞跃的历史循环论的束缚,发展了渐变论,为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体现了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先驱作用。本文就康有为早期进化论思想的评价问题,试作些分析。     

一笔珍贵的道德遗产——孙中山伦理思想初探

尽管孙中山先生未能留下完整系统的伦理专著,其有关道德的论述大都散见于其他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之中,但他的伦理思想的丰富的内涵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互助”是孙中山伦理思想的基础。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孙中山批判地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互助论”的思想。“互助论”的主要代表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他认为,社会发展也是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规     

试论王夫之的人文精神

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和人权思想。批判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权,仍有其启承和借鉴意义。依入建极的人本思想人与天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古代多少哲学家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在这方面,船山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在《周易外传》卷一《泰》卦中说：“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度,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船山认为,“道”涵…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现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一)维新派继承和发展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把它从空谈变成实际的政治运动,并且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组成了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二)维新派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三)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提出了设立议会的主张,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四)他们组织了超出资产阶级界限的爱国主义运动;(五)维新运动既敌视农民又代表农民利益。戊戌维新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斗争。文章还论述了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意义。     

以权谋私者戒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反其意,即是:“天变,道亦变。”这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辩证逻辑方法论。十一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反过去“左”的错误,从农村到城市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兴利除弊,强国富民,真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变化可谓大矣!这巨变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但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论孙中山的"以人就法"思想

“以人就法”是孙中山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思想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时代的“人治”,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就这一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无疑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其中不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也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体现了孙中山在对待古代历史遗产和学习西方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义色彩,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可借鉴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