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法近代化论略

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它揭开了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序幕。本文主要对晚清民法改革的背景、《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及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一番剖析。     

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的界定看我国法律文化的近代转型

<大清民律草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草案,其"亲属"、"继承"两编的规定中既有一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精神,也承继了传统中华法系中以父系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作者认为这是缘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是西方法律思想已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洋务派官僚中深入人心.三是晚清统治者仍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统治集团之一,我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还极为深远.<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化的转型状况.     

晚清中国国际秩序观念的变迁

古代中国在傲视天下的文化情结中,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从汉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历史的沉淀中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这一国际秩序理念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一点点地坍塌。甲午战争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彻底背离了传统以和为主旨的世界秩序观念,以丛林规则和无政府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理念大为流行。     

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民信局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晚清民初小说情理的把握方式与观念变迁

情、理这对文化情结浸染着浓郁的时代文化特质,从情理的基点切入生命本体,透视社会的大千人生,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生向度替国人提供内心自省的机遇。传统的家国之思和儿女之情的对立流变,突破了中和之美的观念格局,呈现出以情显理、根情扬礼的近代审美取向。文化转型的阵痛因为感性的超越与理性的强化,形成晚清民初小说的情理统一趋势,生命本位价值的失落,加速了悲剧观念的本土化进程。     

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回应：清末修律动因再探

清末修律活动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导致这场变革的动因主要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立宪修律是中国社会内部对外来冲击的回应举措之一，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变化很难自发地完成这场变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政修律这三次渐进式变革，实际上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结果。应将清末修律放到“冲击、回应”这个背景中去考察，外来冲击与中国社会的回应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关系，是一个外因促使内因发生变化的过程。     

论晚清民初中国婚姻礼俗观念的近代化变迁

晚清民初时期,随着西风东渐,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婚姻家庭观念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直接引起了该时期国人婚姻与家庭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由古老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民族化与晚清文学观念的嬗变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民族化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晚清文学观念的嬗变所作的历史考察及个案分析,认为中国文学观念在经过晚清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后,已开启出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功利文学观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文学观两种与传统文学观念迥异的发展理路,而这恰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中法战争与晚清国家观念的变迁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是清政府在地缘政治变化下的战略调整,是在华夷秩序瓦解后晚清＂国家＂观念的重大转变。正是在＂宁失藩服,毋损郡县＂影响下,＂大一统＂的边际与＂中国＂的边缘日趋统一;传统的＂一统天下＂、＂一统四夷＂观念,向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观念转变。由此,＂中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进行了调适,即认同的＂中国＂不再是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     

清末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华东地区城市为例

社会教育作为近代中国一种新兴的教育事业,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背景下兴起并发展。文章主要侧重安徽、江苏、浙江等华东地区城市,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教育形式多样,出现倡行白话文,创办白话报刊,成立阅报社,设立宣讲所,建立简易图书馆等方式,颇具规模,影响深远,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变迁,促进城市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清末对法治局限性的认识

清末,在有关法治的喧嚣声中除了赞美和肯定,也夹杂着着一些谈论法治局限性的声音。清末有关法治局限性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的批评;另一类是质疑西方法治可能走向只重视法律而忽视个人道德的道路,最终会导致个人道德低下;第三类则是根据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对近代西方法治彻底否定,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法治。     

论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及其实践

清末修律中的法理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情理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使其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丰富内涵。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是其融会贯通中西法理精神的理论基础。法理派在主持、参与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使其近代化情理观得到了具体实践,从而促进了对部分基本人权法律保护的初步实现,有利于中国传统法律从顺因情理到保护人权的近代化转型。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论清末地方自治思潮及其影响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清末地方自治思潮对其社会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仅就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及其原因、主要内容和影响作了初步论述。     

试论国际法的输入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国际法的输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晚清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晚清官员不悉西例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和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极大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观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尴尬

沈家本是清朝廷中少有的具有一定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理念的法学家,他强调尊重人格,主张平等,并以此为原则对清朝的法律实行改造。这种具有近现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理念,在清末修律中遭到了以劳乃宣为首的保守派的疯狂攻击,使其在修律中遭遇了理念和实践的双重尴尬。     

清末国籍法的制定及其意义

中国从清末引进国际法,到制定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是中国国民具有隶属于自己国家法律身份之开端,之后民国时期的各届政府都以这部国籍法为蓝本制定国籍法,以规范和调整国民以及移民、侨民问题,自此,中国的国籍法开始与国际接轨,走向现代化。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侍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