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吗?——与卓炯同志商榷

《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刊登卓炯同志《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认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活劳动仍要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主义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当然也有剩余价值。作者说,这不是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些字句”,而是“解放”思想。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不妥当的,值得商榷。一、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是阶级对立社会的经济范畴马克思首先科学地发现和创立,把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他说:“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     

略论社会分工的媒介——与卓炯同志商榷

卓炯同志为了论证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唯一的全部的原因,曾在《对〈商品产生和存在原因的再探讨〉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这样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五页中,就已经讲到的社会分工主要是指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这种社会分工当然只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也就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的条件和原因。马克思在同书第三九三页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工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第一,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的媒介;第二,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媒介。从而把一个生产单位的内部分工排斥在外了,包括古印度     

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

一、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好文件,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决定》中未提共产主义,也没有提产品经济。为什么不谈共产主义呢?我想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我们这个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极低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遥远。不管当今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但何时可用产品经济去代替商品经济?何时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谁也不敢下判断,判断了也等于空谈。为什么不谈产品经济,只谈商品经济呢?我想,作为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     

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吗?——与汪旭庄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經济学界在闡述农业是国民經济基础的原理时,往往引用馬克思提出的“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論点,作为分析問題的理論依据。但是,大家对这个論点的理解却不很相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它解释成为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旭庄同志。他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期間,先后发表了《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和《論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相互結合的規律》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是把生产超越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产品的劳动視为“农业剩余劳动”,并把农业提供給共     

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不是一个规律——与韩志国同志商榷

在肯定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之后,探明其内在诸规律及相互关系,就是我们经济学界要进一步解决的课题。韩志国同志的靠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一文(《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思想解放,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见解,对促进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大有益处的,不过,对他的“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是一个规律而不是两个规律”观点,我则不敢苟同。为了进一步开展讨论,我在此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榨取剩余价     

剩余价值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具体化——与韩志国、许伟光两同志商榷

在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何认识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关系的不同意见。比如,韩志国同志认为两者“是一个规律而不是两个规律”;许伟光同志“则不敢苟同”。我认为,既不能笼统地说两者是一个规律,也不能断然说两者不是一个规律。价值规律既然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经济条件,价值规律就具体化为剩余价值规律。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问题。许伟光同志不同意两者是一个规律的论据之一,就是认为两者产生的基础不同。他认为,一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是“社     

对剩余劳动范畴永存论的商榷

剩余劳动是否是存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范畴?究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是否还存在剩余劳动范畴?我们对此持否定意见。这里,特对“剩余劳动范畴永存论”提出如下商榷,不妥之处,愿闻明教。一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在对生产因素的所有权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实行了劳动者公有制,在劳动力所有权方面,劳动力不再成为被买卖的商品,直接为劳动者自己占有。所以联合起来的劳     

对住宅问题的几点看法——与顾志明同志商榷

住宅问题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近20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把城市居民住宅问题摆在应有的地位,住宅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生产建设和城市人口的发展,造成城市居民居住水平下降、“房荒”严重的现象。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1952年为4.5平方米,1977年为3.6平方米,缺房户大约有689万户,占总户数的38.6％,其中无房户达131万户。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镇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读了《光明日报》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发表的林子力同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一文,颇受启发。但也感到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现在把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也是几点不同的看法写出来,参加这个讨论,以就教于子力和其他同志。     

认识、评价和真理——与庞学铨同志商榷

<正> 我并不认为“价值真理”是科学的观念。但是,看了《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上庞学铨同志《价值真理是科学的概念吗?》一文之后,觉     

再论资金运动和资本运动的区别——答卓炯同志

资本运动的理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资本论》第二卷完全是研究资本运动的。在第二卷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马克思考察了单个资本也就是社会资本中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而第三篇则考察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因此,要研究社会主义的资金运动和资本主义的资本运动底具体区别,是要化功夫的。特别是,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几点看法——与邢贲思同志商榷

1990年2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邢贲思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去年《哲学研究》第5、6期又连载了邢贲思同志关于国内哲学热点问题的文章,其中一节即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这后者是前者的缩写,两者表现了邢贲思同志一致的哲学倾向,而笔者抱有与之不同的哲学倾向,现与之商榷。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     

不要以偏概全——与李民同志商榷

《中文信息》94年第1期刊登的李民同志的文章《“五笔字型”好还是音形码好》对五笔字型和音形码做了对比分析,其中有片面的看法,提出来就教。 该文说:“目前音形码的编码规则普遍采用汉字的声母和笔画、字根的声母读音来定义……每种音形码的笔画、字根在个     

假象本义——与京如赋同志商榷

《福建论坛》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发表的京如赋同志文章《假象真义》(以下简称京文)提出"假象是事物本质的一种客观的、自然的、迸发的、从属的和反面的现象".这与我国理论界流行的假象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表现"(《辞海》哲学分册第84页)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种关于假象的观点,不符合哲学史上的假象范畴的原意,它不能正确地说明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     

甘棠港辨析——与王铁藩同志商榷

王铁藩同志在《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唐末开辟的甘棠港址考》(以下简称《港址考》)一文,就唐末福建观察使王审知开凿的甘棠港进行了一系列颇为严密的考证。作者认定,甘棠港作为“商港”,“不论在(海船)停泊安全以及防卫上,都十分适合辟为对外贸易港”;明确指出,甘棠港“在今福安县(下白石),应该说是可以肯定无疑”;并果断地否定“‘甘棠港就是福州港’的时兴说法”。该文对探讨已久的甘棠“港”的性质和港址都做出明了而肯定的结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赤壁之战析——与尹韵公同志商榷

<正>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这一战的结局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建国以来,有些史学家对赤壁之战规模的大小,曹操之败的原因等等提出疑问。     

人工智能中的认识论和哲学基本问题——与曹伯言、周文彬同志商榷

关于“人工认识主体”的讨论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这场涉及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提出这个概念的曹伯言、周文彬同志最近又进一步阐明了他们的观点(见《论人工认识主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以下所引曹、周意见均见该文)。笔者不同意“人工认识主体”这一提法。当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发展,必须对自然科学新成果(包括人工智能的成果),进行认真总     

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与奚兆永同志商榷

拜读了奚兆永同志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唯一条件》一文(《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以下简称《奚文》)。觉得文中一些提法似乎不妥。一、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确实使用过“社会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整个社会内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等一些关于分工的概念。我们与奚兆永同志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上。     

西周非奴隶社会——和杨宽同志商榷

中国经济史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和中国通史有密切关系。经济史可以有自己经济范围内的分期标准,但属于五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类型的分期,不能也不应和通史两样。因此,中国通史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划分问题,经济史也认为是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应该重视和应该进一步研究解决。目前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又展开了争论,关键集中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九期杨宽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认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残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剥削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我的看法和杨宽同志不同,认为西周和殷代不一样,西周不是奴隶社会。我所根据的材料是极普通的,且属于常识范围,看法是一般传统的看法。这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提出来和杨宽同志商榷。兹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