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逻辑思想透视

张东荪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一位绝对不可忽视的哲学家。他参加了 2 0世纪 30年代发生在我国学界的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大论战 ,以当时的反方角色为形式逻辑的合法性地位做积极的辩护。他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逻辑学进行了研究 ,认为逻辑是从文法中抽出来的 ,是由于文化的需要逼出来的 ,并且是跟着哲学走的。张东荪的逻辑非普遍性和非惟一性的思想 ,对当今的逻辑学研究和争论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     

张东荪经济思想的近代意义

张东荪是中国现代有影响的哲学家。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既主张思想文化自由又认为计划经济可行,这种矛盾的观念现象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张东荪经济思想演变的历程,及其经济思想与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张东荪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点。这一特点证明了人类知识自负和理性自负在近代中国的存在。     

“革命”的文化运动:“五四”后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

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曾提出过一个相对独特而有统系的文化运动方案,影响甚大。"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他将文化运动视为解决中国问题即"总解决"的第一步,作为其言论、事业之核心。张东荪的文化运动方案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主张面向中下层平民,唤醒各界,"然后大家抟成一体,方才回头,对于军阀官僚施行总攻击";其二,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西方文化一并"解放",在"解放"基础上进行改造,以推陈出新、"走捷径"的方式创造新文化;其三,主张文化运动应以社会主义为方针,"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但他并未认定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乃是"浑朴的趋向"。总体而言,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具有革命的倾向却又只是"浑朴的趋向",与《新青年》派、梁启超等人及革命党人的新文化主张均有不同。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

“畸形状态”与“补救之法”———张东荪“理智救国”论评析左玉河五四时期,张东荪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并致力于对西方新思潮的“输入”工作。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去不久,他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６年,他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中公开宣布...     

张东荪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对于李约瑟难题,张东荪从科学、哲学、宗教、伦理、政治、历史等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来把握。他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严格的"物"的概念,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但却非常注重"事",因此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足以对付一切,以致没有产生新文化的必要。他的解答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李约瑟问题的思路。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与康德的先验论

张东荪(1886—1973)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多元认识论是张东荪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深入地剖析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对手全面系统地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     

浅谈张东荪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张东荪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提倡中间路线,成为＂第三条道路＂的积极鼓吹者和代表性人物之一。实质上,张东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张东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虽有其局限性,但也不乏合理成分。本文主旨探讨张东荪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因及内容,并借此重新审视了张东荪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张东荪文化道德观探析

张东荪认为 ,文化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共同努力的客观价值。道德是文化中的一种。道德具有伸张性和拘束性 ,道德性格是由文化铸成的 ,道德随文化的进化而进化。个人对文化的关系 ,一是享受文化 ,二是要贡献于文化     

张东荪的"多元交互主义"方法论及其时代贡献

"多元交互主义"方法是张东荪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也表现了他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多元交互主义"是指将各方面因素及其关系全面考究、统筹兼顾,在诸因素的多元互动,互相作用,关联互动的有机关联系统整体中研究对象;在整体系统之多元交互关联的过程中研究对象.从而表现出思想方法的多元、系统、互动、历时性、生机、平衡、中和和综合的特点.这种思维方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优秀遗产,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中庸精神、大易精神的继承和现代化.本文对张东荪的"多元交互主义"方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理论渊源和时代贡献,做一个扼要的评述.     

新旧之争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问题——以张东荪与傅斯年等人的论争为中心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等在《时事新报》、《新潮》上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论争。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输入新文化的同时必须破坏传统文化。在论争中,他们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对方的主张,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日趋激烈的新旧之争也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反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多义性。     

论张东荪民国初年的"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观

张东荪认为,政府是"不可少的恶",要求把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区分开来,让政府只负责对外、军事等少数事务,而由社会来执掌经济、教育、文化等各种职能.他希望社会发达,政府萎缩,认为理想的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张东荪批判了干涉主义、国家主义与保育政策,坚定地认为社会有自我运行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他还呼吁社会与政府对抗,冀此来限制政府,为民主政治奠定扎实的基础.     

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等7则）

【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萧延中在《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发表如题文章指出,张东荪先生是现代中国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就已提出,应当把“中国思想”当成一个特殊的思维类型看待。他认为应从“比较中、西不同的思想范畴”和“考察中国文化内在需要”两个角度,建构“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凸现“中国思想”的特质。解读为:(一)在“知识差异”的比较中“发现”中国。中西思想体系之间的明显差异,在于划分范畴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其背后则隐藏着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思想范畴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性…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文化生态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由于受到营业化思潮的影响,副刊整体在思想趣味和文化品格上呈现出媚俗化的不良倾向。《时事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就是在这种历史生态和演变逻辑的影响下首倡黑幕文化。黑幕文化的恶性发展在破坏社会文化生态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进步读者乃至北洋政府的普遍批判和制裁。《时事新报》为了挽回危局,在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的带领下,创办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学术性文化副刊——《学灯》,裁撤了以黑幕文化为特色的《报馀丛载》。这不但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壮大,已经渗透到了报纸文艺副刊,而且也反映出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潮流下应时而变的积极态度。     

从批评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学灯》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1918年3月,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以期“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其关注点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后一篇剧评意外地让《时事新报》及其《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相互针对,常带意气。在带有敌意的交锋中,《学灯》也有意无意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与立场,进入到《新青年》的论域中。与此同时,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使《学灯》与《新青年》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和地位,以往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忽视了它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从逻辑观点看“多元认识论”的困难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曾被认为是“五四”以后中国哲学的“第一流的”成就,然而我认为,这个学说根本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这一学说的主要困难进行揭示,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教。     

从张东荪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改造看中西方文化融通的形式

内容提要康德知识论存在某些偏颇和不足,张东荪力图对之补偏救蔽,“接着康德往下讲”。他在多元文化的“交互视域”中广义地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多元地、集合地、广义地批判、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使知识论由狭义拓展到广义,成为以文化为视域的、多元的、广义的知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康德先验哲学形式主义的理论偏颇,表现出中西方文化融合中补偏救弊、取长补短的思想倾向,表现了中西方文化在“交互视域”中的创造性融通的模式。     

论张东荪与冯友兰对理学的不同解释

论张东荪与冯友兰对理学的不同解释舒文，张耀南一九三九年，冯友兰（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新理学》一书在上海出版。这部书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旧理学，建设“新理学”，其所用的工具便是柏拉图的“理念”（Ｉｄｅａｓ）和新实在论的“共相（Ｗ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