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之间“格物致知”思想的诠释和分化——以程门后学为中心

程门后学对格物的指向、格物的效验、格物的途径的解释基本延续甚至扩大了其师的分歧。呈现出工夫内向化的倾向。程门弟子的论述虽然有诸多弊病,但朱子格致论的建构正是在批判二程弟子的格致论上建立起来的。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偏内遗外、格物次序两个方面。     

郝浴与诸葛亮

郝浴是清代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志向高远,以诸葛亮为人生楷模,不仅推崇、羡慕诸葛亮之才,赞美其人格精神,而且对他的丰功伟绩作了公允、客观的评价,并且对其壮志未酬的人生结局给予深切的同情与感叹。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格物与比德——程朱、阳明格致论的问题及其可能性解决

儒学的关注焦点是德性。格物致知是度自然之物,得人伦之知。这正是原始儒家乃至中国古人从自然物象上会取道德启示的比德观念。以此观之,程朱对“格物”的训释比较含混,且存在着知识取向与实践取向的混杂,容易导致知识取向的歧出。阳明转而将格物致知释为在事上推扩良知,这固然凸显了格致论本来的实践取向,但他误以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误把通过格自然之物来获取人伦之知理解成通过格物(正事)来推扩先验的良知;他对格致诚正逻辑关系的把握也有误。而两派的共同问题是,都没有意识到原始儒家的比德观。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程理学愿想中的文学思想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并非绝对地排斥文学,他们是要求把文学规范在“教化”“、礼义”的范围内,所以提倡“诗合教化”和“合道之文”。本文从二程的本末思想、对作者修养情性的要求、以及文质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二程的文学思想。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二程

庆历、熙宁之际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最终的学术成果便是道学或者说理学的产生和兴盛。而在这个儒学全面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二程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为新儒学的产生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宋代理学性别意识探微

宋代理学家们注重经典和家法的阐述,重申女性不具备和男性同等的才智和道德;女性应该安于家室,履行好所承担的家庭角色的职责,从属于男性,顺从于丈夫。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重视女子教育,提出女正才能家齐才可国治再到天下平,而女正首先关键的便是正女。     

二程“天理”论与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北宋起,中国转入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从“天理”着眼再造了“安礼和乐”的外在控制和“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内在控制思想。本文试从二程“天理”的角度来探析其社会控制思想,以阐示二程在社会整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论王艮理学思想的时代性

如果说王艮独特的个性是成就其思想的重要主观原因,那么特定的大时代,是造就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和"安身立本"等王学"异端"思想最现实的沃土.王艮的理学思想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在哲学上最直白的声音,最有力的诠释.     

论孟子和荀子人性思想的融通

人性问题是贯穿孟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儒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孟、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差异与融通,对于整体把握孟子和荀子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孟、荀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对立,从思想和逻辑的层面来看,又有其融通之处:从"人性"含义看,二者相互发明;从思想体系看,二者同归礼义;从人的本质看,二者皆尊"人心";从价值追求看,二者殊途同归;从实践能力看,二者皆言能善.孟、荀人性论的实质都是"人能为善"、"人能弘道".     

论孟子的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恒产学说,主张使封建小农有百亩田,五亩宅,树木家畜的私产学说,其目的在于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二是小农经济理论.从战国社会发展中,孟子认识到封建个体小生产农民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他构想出一个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希望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有利于这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薄赋敛"、"勿夺民时"等,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三是孟子的财政赋税观.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反对当时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税同时征收的制度.孟子反对重税,但也反对过轻的赋税,主张在"取民于有制"的同时,也要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他主张征收生产税,对于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和人不征税.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论《孟子》的和谐思想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提出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具有丰富的社会和谐特征和内涵。其和谐思想具体表现为：个人内心和谐观、人际和谐观、人与社会和谐观、人与自然和谐观。孟子的这种社会和谐思想为历代贤明君主、进步思想家所重视。根据＂扬弃＂的原则,我们应充分发掘其思想的合理成分并继承发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朱子理学美学的研究价值三论

鉴于朱熹及其理学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中地位和影响的重要，鉴于历史上对朱熹文学和美学观的误解以及对朱熹理学美学研究的空白，本文认为有必要系统地考察与研究朱子理学美学。这对于填补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应有之环节，揭示中国传统文论中相对见弱而理学美学中相对见长的理性思辨，消除断言中国传统美学不具备思辨品格的偏见，宏扬中国传统审美哲学的理论精华，在辩证地分析理学美学二重性影响中，吸取有利于建设中国有民族特色现代美学体系的积极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