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和解的经济学分析--从当事人利益角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中涉及的和解主要指普通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破产程序中的和解和执行程序中的和解.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普通民事诉讼中的和解(以下都简称诉讼和解),即诉讼进行中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通过自主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在此,笔者拟从当事人利益角度出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工具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律中规定的诉讼和解进行分析.     

群体诉讼的困境与出路:示范诉讼制度的建构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案件频发,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作用极其有限.示范诉讼通过个案审理明确具有共通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一次性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大量诉讼请求,在缓解审判压力的同时,有助于"和谐诉讼"的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我国应通过立法完善积极引进这一制度,同时在法院系统内部建立处理群体诉讼案件的协调机制,避免重复司法.     

行动中的诉讼法——对诉讼活动的法社会学审视

诉讼法是调整司法诉讼活动的法律。社会上的纠纷有多种解决途径,常见的有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诉讼是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活动。国家为了规范诉讼活动,制定诉讼法,要求法官、当事人、律师和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依照法律的规定从事诉讼活动。严格依照诉讼法的规定行事是国家对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而实际上,具体的诉讼行为和法律规则的规定往往有出入,有的     

民事诉讼的规范化研究——以涉诉标的转移为切入点

我国民事诉讼法较为粗疏,对当事人转移涉诉标的没有单独的程序规定。从学理上及域外法律规定来看,当事人恒定主义与诉讼承继主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以诉讼承继主义为基础处理涉诉标的转移有现实的意义,具体应用时应注意诉讼承继的适用范围,处理好与诉讼第三人制度、保全制度的关系。在民诉法中也应当明确增加处理涉诉标的转移问题的规定。     

集体合同纠纷的可诉性及障碍分析

集体合同纠纷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其中,权利争议具有可诉性,而利益争议不具有可诉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具有可诉性的权利争议案件也是极为鲜见的,究其原因,在于工会作为集体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时其本身的先天性不足、集体合同签订中的目的偏差、过程的形式化等方面.     

证券集团诉讼

通过对郑百文民事赔偿案的分析,提出为了更好地解决证券侵权纠纷问题,需要引入集团诉讼制度。文章介绍了集团诉讼的主要特征和构成要件,并通过对比民事诉讼法中的代表人制度来阐述集团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解决证券侵权问题。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规制

2015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首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提起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带来的损害可以提起诉讼以寻求救济的权利。这是我国首次从立法的角度承认对恶意诉讼行为可通过另诉的形式进行救济。恶意诉讼行为是基于故意的主观内容,恶意地利用纠纷解决机制,追求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外其他目的的诉讼行为。我国应汲取国外经验,对恶意诉讼行为既从实体法角度规制,围绕实质损害进行救济,也从程序法角度调整,依托当前的立案登记民革完善撤诉审查机制。     

行动中的诉讼法--对诉讼活动的法社会学审视

社会上的纠纷有多种解决途径,常见的有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案。诉讼是通过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活动．因家为了规范诉讼活动．制定诉讼法。严格依照诉讼法的规定行事是国家对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而实际上．具体的诉讼行为和法律的规定往往有出入．有的甚至和法律相矛盾．但是这些行为确实影响了判决结果．现实主义法学认为．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当事人、律师等的实际作法是影响判决的重要因素．都具有法的性质．法律就是官员解决纠纷的行为．是“行动中的诉讼法”． 一、什么是行动中的诉讼法 “行动中的法”的理论把人们对法的认识…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视角下我国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由于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存在冲突、当事人在利益驱动下挑选法院以及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国际司法合作的局限性,近年来该领域国际平行诉讼案件中禁诉令频发。域外国家法院发布禁诉令禁止当事人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或禁止申请执行我国法院的判决,不仅损害我国诉讼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而且间接地干扰我国司法主权。为应对域外国家宽泛管辖权产生的消极影响、顺应市场主体的客观需求、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规则以及积极推动我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有必要构建符合我国立法精神与运行机制的禁诉令制度。该制度在我国已初步具备了理论渊源、法理依据、立法基础和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增设禁诉令规则条款,明确适用禁诉令时应保持谨慎谦抑原则,同时对适用的案件类型及违反禁诉令的惩罚措施等作出细化规定。     

经济法的可诉性障碍及其克服

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面临诸多的障碍,这是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生活与落后的诉讼理论、司法制度之间矛盾的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法可诉性实现的障碍,必须扩充法院的功能,使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同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使大量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法纠纷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