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制度化阐释及其治理反思

转型时期社会变迁的一般运动形式就是制度化。制度化就是建立和实施制度规则的过程,是指社会关系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也导致了制度增长的悖论,标准化管理的弊病,官僚主义的弊病,差异化和结构化的问题以及制度短缺。作为公共治理的任务环境,转型社会的制度化对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共治理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私法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即私法不仅决定市民社会关系本身 ,而且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概言之 ,构成社会之人 ,在社会中无非扮演两种角色并对外发生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一是市民社会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市民社会关系 ,二是政治社会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政治社会关系。就政治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言 ,政治社会关系是为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市民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而不是相反或其它。因此 ,政治社会关系必须避免自己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并由此产生的对市民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剥夺 ,从而为自己与市民社会关系正确定位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术概念,是现代社会中维持社会结构均衡的重要力量。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引发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使得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均出现较大的变动,社会关系的重构在所难免。本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社会中间层的特征为分析视角,认为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促进利益关系的融洽以及促进社会信任的重建、修复社会纽带上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的存在有助于转型期社会关系的重构。     

对“社会角色”的哲学思考

社会角色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社会或组织对某个特定位置所规定和要求的行为模式;个人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不可能摆脱一定的角色束缚。这一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论理不仅为分析社会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为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情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含义,应该强调作为公共领域活动的市场交易与私人领域中特定亲密社会关系的密切关联。经济行动者选择关系通常是针对性的、策略性的、有目的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的交易地位、与交易伙伴的不同依赖关系及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经济行动者行动“情境”的三种重要的基本机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回到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涵,同样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也与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加速的中国社会转型,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总体性社会关系格局和社会联结方式,社会原子化危机也逐步呈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和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征将形塑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     

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与礼制文化探析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蕴含丰富的礼制文化信息,是中国史前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玉礼器"。本文通过分析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造型,对其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功能和文化内涵,说明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对玉器的使用经过社会关系的变革后形成了制度化的礼制,这种规范化了的祭祀用玉及其展示的社会差异和社会组织功能,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礼制文化因素。     

法的部门划分标准及其引申

法的部门,是指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现行法律规范的总称。法的部门的划分标准是法的调整对象,即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由于法的部门的划分标准是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     

非对称性：公共关系的重要特征——公共关系非对称运行形态分析

社会关系形态中客观存在的公共关系运行形态,包含并体现出一种非对称、非平衡的关系形态以及非对称、非平衡的关系运行过程。公共关系非对称运行形态是由公众的特定属性决定的。公共关系的非对称特征是公关与诸多关系形态,其中包括人际关系、生产管理关系等关系及其运行形态的重要区别;非对称与对称的相互交织是公共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法则;不同形态非对称与对称性传播对组织形象产生不同影响;非对称中的对称性追求促进着组织和谐度的提高。     

和谐视阈下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以社会角色理论为视角

基层组织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基层民主、推动社区共治和实现民众康乐的理性诉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角色"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处于一定位置时所执行的职能。角色既可以由个体充当,也可以由组织承担。以社会角色理论为视角审视基层组织,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其存在理由、剖析其功能、解析其困境和探析其走向。     

论生态移民中的非制度化社区整合策略

生态移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区运动过程,存在着多样化的社区冲突,社区冲突既可能是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非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因此,移民社区的整合就有制度化整合策略与非制度化整合策略两种方式。非制度化社区整合手段主要有社区组织手段、社区文化手段和社区教育手段,它们主要是在制度化整合策略作用引导下的社区积极变迁过程,形成生态移民过程中的非制度化整合———社区组织整合、社区文化整合和社区教育整合。     

从"单位"到"社区"--困厄还是出路?

单位制构成了我国城市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整合机制.它的存在有其历史原由和现实依据.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的刚性结构与非制度化行为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现代化的阻碍.从单位到社区,由单位组织到社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现代化的基本走向,而我国的现实国情在社区建设的层面却有可能使社区变成一个新单位.从单位到社区本是现代化的出路,却依然在困厄中徘徊.单位与社区问题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逻辑,单位的社区化改革表明了国家的市民社会走向,尚须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于民主化、制度化与发展水平关系的思考

如果从发展水平这一视角来阐述民主化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那么民主化、制度化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当我们评价一个组织或制度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时,一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为基础．二是在探讨政治文化或价值偏好对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影响时,要考虑它们与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的关系,它们是否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或预示着其发展方向的潜在的价值选择。这就是说,一个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与当时的先进的、主流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相一致的组织或制度一般具有更高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运用经典的制度化理论评估具体的组织或制度。     

理性化互惠：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乡土文化的契合点

组织是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作为外部导入的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乡土文化背景。寻找两者的契合点,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互惠与理性化是其基本特征。而在乡土文化中,某些传统的乡土习俗与自发性互助组织体现了良好的互惠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乡村社会呈现理性化发展趋势。理性化互惠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设置与乡村社会文化的契合点。今后的政策导向,是要为已有的互惠规范建立制度化基础;同时为理性化互惠拓展合作范围。     

人的秩序性尊严之构成——论尊严形态在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现实性

以尊严享有主体的普遍程度和平等状况为标准,可将人的尊严分为秩序性尊严与普遍性尊严两种形态。其中,秩序性尊严是指人基于特定的社会秩序或规则以及特定的人身属性或伦理禁忌而具有的一种不可冒犯、不可侵越的社会地位、群体权威或生活状态,主要包括社会等级关系、精神品性差异、社会生存秩序等内容。不平等社会关系具有的等级秩序性和主体类别性构成了秩序性尊严的主要特性。实现不平等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组织文化制度化建设新探

组织文化的制度化表征了组织发展相对稳定的运作机制和内部协调功能,并在现 有制度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组织发展的运作效率和内在功能。组织文化的制度化首先表 现为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者在观念层面所认可的“制度预设”和“制度变迁”,它反映了作 为系统的组织在制度层面是一个静态稳定与动态发展的有机体。组织文化制度化建设还涉及 到具体的发展阶段、层次,以及发展的程序和方法等问题。      

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

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     

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塑

近代以还，中国国家向基层社会扩张的动力是什么？又有哪些力量制约了国家扩张的逻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这条历史变动中的边界现在应该确定在哪里？８０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其实就是国家与社会边界重塑的一个典型。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村民自治视为人民公社会解体后，先是中国农民后是中央政府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质性变化的一种特定回应方式。尽管在传统体制下，生产大队并非国家行政组织的正式组成部分，生产大队的干部亦非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是模糊的。对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