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与人工流产

文章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在生育政策实施的不同时期的男孩偏好和人工流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流产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趋势、特征和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在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中,第一孩为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的风险显著高于第一孩为男孩的妇女。这些结果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普遍存在和男孩偏好对人工流产的重要影响,验证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作用。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

在影响妇女男孩偏好的因素中,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夫妻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而且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的男孩偏好起着弱化的作用。家庭地位高、权力资源丰富、对丈夫家依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较弱。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流动经历对农民男孩偏好的影响

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究结果支持适应假说。     

选择性、传统还是适应:流动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男孩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如何促进男童和女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目前教育界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探寻子女性别对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与男孩相比,女孩更可能面临"教育关心程度低、入学年龄大、辍学可能性高"的教育风险。究其原因,父母的"教育对儿子收入影响大于女儿"的价值判断标准导致了女孩更可能"晚入学";预期"未来对儿子的经济依赖大于女儿"的父母倾向给予男孩更多的教育关注,并降低男孩的辍学可能性。因此,要解决家庭内部男童和女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需从家庭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养老思想入手。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开始偏高且持续升高,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

本文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在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是少数民族自身繁荣进步的需要,以及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视角

我国妇女生育率已经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20多年且将持续运行。文章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探究在低生育水平下未来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取向,研究结果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效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新的人口形势下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从公共政策效用来看,现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其他公共政策需求压力增大,带来一系列较高的执行成本,需要适时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把握好公共政策的整体性和预见性,使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和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农村干部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认知与评价——基于对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

调查表明,农村基层干部普遍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对奖励扶助对象规定的合理性持基本肯定态度。大多数干部认为,奖励扶助政策在推动群众生育观念转变、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调、稳定人们政策生育行为和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奖励扶助政策对于一些农民家庭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意愿产生微弱的抑制作用。提高奖励扶助标准、扩大奖励扶助对象范围、政策能够持续和降低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最低年龄等,是农村干部对改进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的主要建议。     

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

文章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出发,诠释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质特征。文章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人口问题,其实质是在生育问题上实施的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方案,以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目标和价值分配方面的冲突。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遵循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合规范性相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