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翠:从山水走向社会--《边城》人物论之一

翠翠是一面观看边城人性的镜子。《边城》中的山水与社会对人物有潜在的巨大影响,但自然山水与社会现实对翠翠与其他人物的影响并不相同。     

故事·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论莫言小说与传统说书艺术的联系

莫言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其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中国传统说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莫言小说中对故事的重视契合了说书艺术以故事为根本的首要特征.莫言的小说不仅包括故事,还包括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人的说书姿态使之与一般的含有故事和叙述者的小说区别开来.同时,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存在、互动、置换革新了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叙事模式.讲故事的人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追忆叙事模式、对谈、书信和诗歌等形式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极大丰富了说书艺术有说有评的叙事传统.     

古代民间叙事策略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尤其是民间叙事,往往有程式化的故事,无稽的表述,还有东拼西凑的情节。程式化叙事反映了民间叙事语境,雷同的故事反复出现,是与民众共同心理需求相对应的,在叙事方法上,民间艺人能在熟知的故事框架内保持着熟悉度与陌生感之间的平衡。无稽的故事是通过想象构建的民间话语系统,是民众内心诉求的表达,事虽无稽,却反映了真实的民间心态。情节的拼凑则与叙事单元的嫁接与整合有关,民间故事的叙事单元既可独立生存,又具有很强的黏着力,蕴涵着民间特有的叙事智慧。     

嘉祥武氏祠历史故事类画像石:题记、画像及文献叙事考论

嘉祥武氏祠以图像叙事为主体的历史故事类画像中,图像选取"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进行描绘,或者使用"综合性"叙事,力求叙事效果的最大化,题记退居幕后,负责唤醒观者曾经构建的语言和图像的原初关联。以题记叙事为主体的画像,图像或者成为题记中某句话的模仿或再现,同时又对题记叙事形成二次构建,或者实现图像系列化。题记叙事、图像叙事与传世文献互相校勘,可以考察这些历史故事在汉代的不同版本及存在状态。     

背景性知识与中国故事实践叙事的进路

背景性知识(也称实践性知识)能够促进受众对事物的理解。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从叙事者、叙事对象和受众三个方面分析实践叙事的微观具象叙事。实践叙事具有“问题视域”,叙事主体和叙事的接受主体都应带着问题向故事资源/文本提问,呈现和总结中国实践、世界实践和人民实践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和经验。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应具有人民史观、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通过实践叙事促进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和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认同。     

什译《妙法莲华经》故事艺术探析

故事是叙事文学的要素之一.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文本以叙述文体阐述佛经教义.其中包含许多故事.一些故事的事件、情节、人物、场景等设置巧妙,具有完美的叙事文学的特性,在北朝文坛值得充分注意.     

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一样的孤独,别样的追寻

《边城》的翠翠和《熊》中的艾克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孤儿,由老人陪伴长大,他们都有追求,且都没有因为残酷的现实放弃自己的追寻。这种对爱情的追寻和对理想的追寻显示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杜鲁门·卡波特小说的故事空间变化

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擅长将叙事策略中的故事空间变化应用于自己的小说中。本文分析了他运用的三种故事空间变化的方式:南方小镇与城市之间的故事空间变化、逃亡式的故事空间变化和旅途式的故事空间变化。以上三种叙事方式不仅仅被视为叙事策略,亦表现出卡波特对美国社会的关注和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具有丰富的内蕴。这不失为卡波特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从史传与传说中走出的文学——论古代发迹变泰故事的文本流变

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发迹变泰故事,经历了一个从史传到文人笔记再到民间说话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叙事主体的变化,故事的文本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具体可归纳为故事趣味迎合市井、叙事角度贴近平民、创作手法趋向自觉三方面.发迹故事的这一发展方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之前我国叙事文学的总体走向,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组织故事、故事述说的研究——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

故事真正进入组织研究者的视野是近来的事.本文对组织故事、故事述说研究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作了介绍,其中伯杰(DayidBoje)和鲍希(Mary Boyce)位学者的研究个案被引介.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着重关注组织是如何由故事建构的,故事与组织现实如何相关.文章最后对组织研究的叙事取向作一简单的阐述.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电视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的媒介逻辑及其人文思考

电视法制节目走故事化叙事的路线有着自身特定的媒介逻辑。故事化叙事在为电视法制节目赢得广泛社会认可,赚得较高收视率,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平衡电视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中的眼球效应与教化职能,纠正其间的不良偏向,在确保法制节目可视性和亲和力的同时,维护其特有的严肃性本质,显得应时而必要。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故事与潜故事：川端康成《雪国》新解

在川端康成《雪国》中,除了显现于文本表层的岛村和驹子之间的爱情邂逅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潜故事,那就是驹子和行男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个潜故事同文本表层故事直接矛盾,不仅揭露了文本表层的主观性叙事是＂不可靠叙事＂,还对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审美意象、话语意义和主题结构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浅谈《边城》中翠翠的形象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问世以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特别是他在<边城>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翠翠,这一盈盈动人的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翠翠那古朴的爱情故事却蕴涵着无奈的命运感伤,并唱出一曲异化民族风俗下的爱情悲歌.作家在她身上寄予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思索,和湘西现实与命运的思考.     

列维纳斯与故事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写作中,很少使用例子和故事,这是不是对他异性的一种缩减,从而与他对他异性的倡导背道而驰？因为故事或文学,比起哲学论述更加多义,更加他异,也更能表现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叙事这一视角,提供了一条重新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路径,涉及其思想中“言说”与“所说”的关系,以及言说的“述行”等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对“故事”抱有怀疑;另一方面,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含的“叙事”,以及后期对于这种“叙事”的刻意消解。通过对故事、寓言与现代寓言之间的辨析,可以发现一种列维纳斯哲学与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以及《塔木德》解经之间共通的可能性。对于哲学与叙事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伦理地阅读列维纳斯”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