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蒋桂矛盾与美国对华政策

自1947年7月国民党战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到1949年12月,蒋介石最后撤离大陆,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蒋桂矛盾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各派势力和地方军事集团,尤其是蒋桂之间,再度为争夺中央领导权,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既大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又扶植符合其要求的新势力(桂系),企图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改革,以便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削弱中共和革命武装力量,阻止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我党在西湖会议上具有接受党内联合提议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有些党史、革命史书籍和讲义,在介绍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西湖会议时,过于突出共产国际和马林的作用。诸如:会议“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绝大多数人在马林的坚持与说服下”,都同意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作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等等。一些外国学者在讲到这次会议时也有这种说法。例如联邦德国学者郭恒钰(德籍华人)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最后还是决定参加国民党”。苏联学者格鲁宁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也讲到,1922年8月“举行了有马林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策略。”     

浅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色工会的发展与赤色工会的萎缩——以华北地区为中心

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国民党开始封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工会,并对工会进行整理工作,建立国民党控制的合法工会,即黄色工会。黄色工会的建立和发展,使革命工会即赤色工会急剧萎缩。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加深,工会开始组织反帝爱国活动,黄色工会和赤色工会暂停了内部纷争,进入合作抗日的阶段。     

"东北易帜"与日本的对应

“东北易帜”,是 1 92 8年末北洋军阀的最后政权奉系军阀政权以和平方式和对等条件 ,统一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 ,是国民党新军阀完成中国统一的象征 ,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在这一事件中 ,张学良先生是最重要的历史角色。本文拟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 ,对张学良先生以大智大勇的民族气概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作一阐述。一　　 1 92 6年国共合作开始北伐革命后 ,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到 1 92 8年春 ,宁汉合流后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基本…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推动了革命迅速发展,从1925年五卅运动起,全国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革命高潮的兴起,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便是国民党老右派,即冯自由派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笼;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右派也逐渐形成。新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政治要求,蛰伏在统一战线中,从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准备有朝一日扼杀革命。戴季陶主义是作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思想工具应运而生的。 国民党改组后,戴季陶就反对新三民主义,奔走南北,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煽惑活动。在孙中山病逝后…     

“左联”与诗歌建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它在短暂的五、六年时间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反击了国民党御用文人——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进攻,领导和推动了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rc左联”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锻炼、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创作了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揭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的一页。     

Negotiation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的国共谈判,是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此次谈判的主要特点是背景决定谈判的进程。背景的构成及其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国共合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论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有它光辉的一页。但是六十年来,几乎从它开会的第一天起,对它即是褒贬不一;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它的光辉几乎被全部湮没了。拂去尘埃,去除偏见,显示它的本来面目,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正确地认识大革命前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准确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不无意义的。一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是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紧迫需要,它面临国共两党能否继续合作的严峻抉择。在两年前的1924年1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改组国民党,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     

论鲁迅的斗争和斗争艺术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斗争经验是非常丰富,斗争艺术是非常卓越的。到他逝世时,整整战斗了三十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这些反动统治者的帮凶、帮闲们,都逃脱不了他的锋利的抨击、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批判和严正的谴责。他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斗争艺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思想史上的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留给后人的一宗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地正确地总结鲁迅一生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是鲁迅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想从他最后一年(一九三六年)的短短十个月的经历中,考察他的斗争历程,分析他的斗争内容,并对他的斗争艺术,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一鲁迅活着的最后一年,中国历史正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全国性的民族革命高潮、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前夜。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阶级斗争尖锐,救亡运动高涨,革命策略急变,内部     

翟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党的“一大”后,前后持续了两年时间。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及社会主义重要法宝的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确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性的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把中国历史,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代,推进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     

从忠灵塔到革命公墓——空间变更与北京八宝山社会记忆的演变

空间产生记忆,记忆会因空间的变更而发生形变.北京八宝山的社会记忆在抗战胜利前后经历了由以日人为主体的侵华记忆,向以中国军民为主体的抗日记忆和以中国革命先烈为主体的革命记忆的转变.日本占据时期,日方为纪念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在八宝山建造忠灵塔,借以动员 日军的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将其改建为忠烈祠,用以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民,忠烈祠成为承载中国抗战记忆的国殇圣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宝山修建革命公墓,以其作为先烈的安息之地和教育后代的场所,革命公墓成为红色圣地.从忠灵塔到忠烈祠再到革命公墓的空间变更,显示了政治变动下八宝山社会记忆的形变.     

北伐战争时期中印民族主义者的团结与合作(续)

四当声援中国的群众运动在印度大地方兴未艾之际,1927年2月1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中印民族主义组织得以直接接触与建立合作关系。参加大会的有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左翼领袖。中国革命、印度革命以及在反帝斗争中相互支持是大会主要议题。中国代表团是参加大会最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国民党代表廖焕星、广东革命政府代表熊光瑄。以及革命军、     

从传播“唯物史观”到建构“民生史观”——解析19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轨迹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经历一个变化过程：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热情传播”唯物史观;20年代中期孙中山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提出民生史观思想;20年代后期一些国民党人把民生史观思想体系化,并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全面对抗唯物史观。促使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转变的真接原因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受国民党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决定。国民党人在此期间学术思想变化与其现实政治立场紧密相连,是他们的现实政治立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想。     

朱镜我与左翼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简析孙中山的建党思想

孙中山的建党思想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到支持多党竞争、政党内阁,从"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到建立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学习苏俄经验,从而使他的建党思想得到完善、成熟,逐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再认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对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认识和态度,在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马林方式的国共合作是马林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中国的翻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独立性,从而在大革命中不得不放弃革命领导权,最终让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得逞。     

第一次国共合作新论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已成历史定论,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同时并存、交互更替的时期.关于这种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延续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遭到失败.不久,他毅然改组国民党,转而与共产党合作,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序幕.     

从多党竞争到多党合作——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考问与当代考量

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曾经选择过西方竞争型多党制,也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尝试了两党制,还建立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一党制,尽管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但是,历史早已确凿地证明了这些政党制度并不适合于中国并且都遭到了中国历史的淘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独具中国特色.故此,当前我们需要坚决抵制和回应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冲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谨就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应充分估计和大力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两党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大造舆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的影响的研究和宣传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在它对国民党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和宣传却很不够。一方面,我们强调,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组织、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夺得了抗战的胜利,而且为后来打败蒋介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则把它在大陆的失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联系起来,认为与共产党再度合作是一个“根本错误”,“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由于这次合作使中共“坐大”发展,最后颠覆了国民政府。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共产党占了第二次合作的便宜,国民党则上当吃亏。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关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问题,有不少专文做过论述,综合起来是两种意见:一,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论据是:1925年12月第一次发表时,只提“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领导力量”是1951年编《毛泽东选集》时添加的,“主力”不等于“领导力量”;当时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称“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或者说,没有明确提出、但已经包含和具备了这种思想。论据是:“主力”和“领导力量”含义相近或相同,当时他入文章中就有通用的例子;称“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是一种策略;稍后,便明确提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为方便计,本文将这两种意见分别称为“否定论”和“肯定论”) 但是,两种意见都存在欠缺。笔者认为:《分析》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具备和包含了领导权思想。其所以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思想,是因为《分析》是在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正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