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论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三级分立"的结构,即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阶层,这种阶层结构是一种刚性的非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政府的决策模式是一种精英决策模式,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表现为决策过程的无序性和非连续性,缺乏对不同团体利益诉求的综合和协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原来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伴随着社会分层的发展,代表着不同社会利益的社会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日益凸现,与此相适应,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也必将由权力精英决策模式转变为团体决策模式。     

委托人、顾客还是公民——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三种模式

加拿大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存在三种模式,即官僚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目前,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形态正在从传统官僚制模式向后官僚制演变,且在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和价值的模式之间徘徊。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更多地接纳公民权力模式。在民主制之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与公民社会一起做出政治决策,并通过民主过程充分地执行这些决策。     

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义,其历经三十多年的政策演进和法治化推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实体规范不足、正当程序缺失、责任机制弱化、动力机制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扩展法律适用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强化参与责任机制、提升公众法律意识等方面加以健全和完善。     

公共行政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危机决策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 ,我国正向典型的现代社会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也在不断出现并演化。在公共行政的危机决策能力中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 ,以及整个社会公民对危机的认识及应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政府与公众应该深刻理解危机的概念与决策特点、危机决策的基本原则、危机解决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行政决策机制

治理理论作为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兴理论,其理论所包含的“回应性”、“互动”、“公开性”、“透明度”、“法治”、“公正”、“有效”等主张对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完善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具体措施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决策理念、加强政府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建立沟通顺畅的网络系统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就政治体系而言,协商民主充实了政治结构,促进了政治分化和政治制度化;就政治决策而言,协商民主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规范了政治博弈的途径;就政治绩效而言,协商民主丰富了权力运行方式,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增强了政治合法性;就政治价值而言,协商民主推动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促进了政治意识的现代化和理性化。     

公众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

公众参与决策既有现实价值又存在一定局限性,公众参与决策对政府决策能力形成巨大挑战。政府决策机关应当在主动学习公民参与的相关理论、实践探索提高主动管理公众参与的技能、帮助公众增强理性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等方面谋求政府决策能力的提高。     

协商民主视阈下社会组织协商研究

社会组织协商是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协商民主形式，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能够助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在思想认识、角色定位、内容形式、制度规范、具体实践方面均存在制约因素。推进社会组织协商，需要纠正认识误区，提高社会组织协商的认同度。明确角色定位，落实社会组织协商的主体地位。优化内容形式，拓展社会组织协商的领域和渠道。规范运作程序，完善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机制。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协商水平。     

美国公共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评价

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美国公共利益集团在自身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政府决策,通过游说、影响选举、司法诉讼、直接行动等多种方式来影响立法决策、行政决策、司法决策。从总体上讲,美国公共利益集团的发展是其社会进步的体现,营造了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也促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决策构成社会制衡。但同时也给政府决策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加剧了利益集团间的竞争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内耗,有时还会导致作为整体的公共利益受损。     

论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基本范畴

在我国,政府行政决策具有特殊性,往往关涉全局抑或区域。结合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运行特点和行政权力的历史惯性,希冀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即须以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的法治化为基本制度保障;而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又须以坚实透明、有机交融的高层协商民主和草根协商民主为前提条件。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建设的重点离不开"三结合决策机制"的法治化,即着力夯实从国家到地方的各个层次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制度体系。唯有社会力量的有序介入和社会智慧的有效植入,才能使得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获得制度性的保证。     

战后日本的科技战略目标及决策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战略目标以及沟通为主的协商式科技决策模式。其中,科技发展战略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旨在消除技术差距并创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将高科技作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手段;其决策模式强调科技决策过程及其步骤的“协商性”,但突出日本政府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探析并总结日本战后科技战略目标及决策模式的经验教训,对后进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公民参与决策与遏制腐败

从公民参与决策对遏制腐败的可行性着手,指出政务决策公开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促进透明政务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起到有效遏制腐败的目的。同时指出我国政务决策公开中存在公民认识误区,公民参与决策的角色定位错位及公民参与决策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提出通过公民参与意识的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参与机制的构建等途径,以期能对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提高行政效率,遏制腐败并为最终达到理想的公共治理模式起到促进作用。     

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成本分析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有利于行政决策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科学化。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还处在较低水平,参与主体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时间和精力成本、技能和知识成本、信息成本、风险成本和预期成本等。降低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成本,能有效保障公民的有序参与。     

公民参与: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公民在意见表达、参与水平、及参与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公民参与的制度层面、政治文化层面、组织规模层面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水平,特别是要保持公民参与和政府承受力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