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新学术专家:文化和经济的关系

本文旨在区分“现代学术专家”和“新文化专家”的学术实践。笔者运用韦伯和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阐释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超越嵌入性范式：金融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和新议题

金融处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可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自M.韦伯开始，古典社会学已论证了社会学研究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正当性。随着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学学者在新经济社会学框架下，以“嵌入性”为理论起点，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两个理论维度研究了金融现象。欧洲学者则挑战了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范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金融现象的新视角。在新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能从更多角度对金融领域展开研究。     

社会学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学研究——兼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理论意涵#br#

自社会学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对费孝通晚年一文的解读出发,试图在解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阐述。文章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这一维度出发,阐述在社会学本土化趋势下,社会学如何与人文科学进行有意义的勾联,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生成图式与反思理性——解析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知识社会学思想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他的整个社会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线索。布迪厄借用现象学概念,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并为当代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认为,布迪厄对知识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借鉴现象学认识论,将人类的思维原则述作“生成图式”或“信念”,用二重性表述替代了认知范畴与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第二,通过对“实践知识”与“科学（含社会学）知识”遵循的相异逻辑进行说明,探讨了客观真知的生成所倚赖的具体社会条件。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价值的科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探

面对现代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力图在对立双方之间搭建起关联并在研究中往复运动,借助包含价值的历史个体和理想类型,通过超越主客观对立的价值阐释,说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独特现象,发现各民族和时代中人们的价值理想,理解先辈如何去坚持和实践它们,进而指导现代人在今天继承和实现这些价值。历史和社会科学,既要用理性的方法培养学人清明的理智,也要使人看到超越理性的价值信念,从而帮助人在高度抽象的现代社会中,以理性的态度去守护和坚持各种文明的价值核心,避免走向僵死的理性和狂热的非理性两个极端。     

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历史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变迁

发端于18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想脉络中,包含着一种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普遍历史解释模式。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是在同启蒙思想的对话中确立起来的。起先包裹在天意历史论的目的论外衣中,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逐步脱去了这层外衣,在解释社会学传统中演变成了一种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独特社会变迁思想。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会学中的这种社会变迁思想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转型期房市泡沫困境和改革建议

房价泡沫已成为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的住房问题在性质上不仅仅应该属于经济范畴，它更应该属于社会政策范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中，运用社会学视野能更好理解我国经济腾飞的背后为什么还会围绕着住房引发一些列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只有以社会政策的视域才能更清楚、理性的透视转型期房市改革路径中的各方力量博弈过程。在发展型社会政策和利益博弈两个时代特征下，聚焦房市泡沫困境，反思今后住房改革方向意义非常。     

The Interhuman and What is Common to All: Martin Buber and Sociology

Martin Buber was close to sociology and sociologists from his university years on and in 1938 was head of the new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lthough influenced by Ferdinand Toennies, and George Simmel, he went beyond them in his philosophy of the "interhuman" from which standpoint he also criticized Max Scheler. Focal social concepts of Buber's are "the interhuman"_the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s that entails "inclusion," or "imagining the real," making present, and confirmation (compared here with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eorge Herbert Mead); the "essential We" or common cosmos that each helps to build by speech-with-meaning from his or her unique stanc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principle" of fellowship and social spontanei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ty that led Buber to a federalistic socialism and the vision of restructuring society into a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