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为公民身份而斗争: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政治学解释——以四川G镇的抗争事件为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分析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新的解释视角。被征地农民的抗争促进了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生产出行动主义公民(activist citizen),并且众多的公民抗争行动还能借由逆向驯服能力促使政府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此种解释不仅有利于深化学术界关于农民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而且展现出中国语境下公民身份发展的特殊图景。     

海明威式的英雄神话与生态伦理困惑

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硬汉故事,尤其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像英雄神话一样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然而,理性反思后,我们发现这些硬汉在现实中的悲凉与无奈:他们都是精神不败但一无所获的硬汉.探究其原因,我们了解到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价值取向与他者的生存权利之间,构成了他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感.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伦理现状调查和分析 ——以北京市为例

伦理是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议题.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北京市7家典型社工机构的实习社工、机构督导、机构创始人等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发现:1.绝大多数机构有基本的伦理制度建设和管理;2.机构对相关伦理的条例内容有一定认识,但缺乏实践中的具体明确指导;3.不同类型背景的社工人员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差异,社工、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相对更为重视.为此,笔者建议从高校和行业的培养培训开始重视该部分内容,同时加强行业标准指导和监管.     

女性身体的伦理史书——《钟形罩》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旨在从女性身体伦理叙事角度对美国著名的自白派女诗人、小说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进行阐释。从女性“书写自我”的理性溯源、女性“生命本体”的伦理、抗争女性“身体反叛”的灵肉分离三个层面来分析。指出女性书写自我身体的意义就是要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规范与文化规范,颠覆男权话语对女性身体的非理性因素强塑;女性有关身体的生命伦理叙事,应该探讨的是身体和欲望在男女性别中的权力等同。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

本文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为例,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展现了业主利用互联网进行抗争的行动图景,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动员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及组织的生成来保证行动参与并支撑运动的持续性。文章指出,互联网的动员潜力、行动特性及运动历程综合影响着从在线到离线的转换,而控制因素产生的政治风险塑造着网络动员的方式和策略,型构着网民群体的行动逻辑,并最终呈现为对在线动员效果的约制。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The 'Dole or Drudgery' Dilemma: Education, the Work Ethic and Unemployment

Before the recession, Labour ministers claimed that much unemployment in the UK was voluntary. While social policy authors have repeatedly countered such claims by stressing that unemployed people generally possess a strong work ethic and employment commitment, their accounts typically neglect the role that choosiness in job search behaviour plays in deciding individuals' employment status. Fift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both unemployed and employed respondents exposed considerable diversity in attitudes towards ‘dole’ (being unemployed and claim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drudgery’ (doing less attractive jobs). The more educated were more likely to prefer ‘dole’ to ‘drudgery’ (this was also found using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 survey data), yet they usually found jobs despite their greater choosiness. Those with very l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ten desperately wanted jobs but could not find them due to their low employability – which might offer an explanation for the often replicated (yet paradoxical) finding that unemployed people generally exhibit a strong work ethic and pro‐employm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cope for many Jobseeker's Allowance claimants to increase their net income by undertaking an unattractive job is greater than social policy authors often imply. The question of ‘who must do the least attractive jobs?’ has been neglected by both social policy academics and policy‐makers.     

市场化之后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市场经济正在引发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基础市场化之后 ,道德体系的主流模式开始变迁 ;但是道德变革的进行状态 ,造成主流道德体系的空场 ,道德教育陷入无所依存的失落中。市场经济的主体性后果以及人本价值观念的中心化 ,使得当下道德教育的方法论与目的论皆面临严峻挑战 ,也标识道德教育的改良思路。     

维权背后的农民行动逻辑

本文通过对上访维权事件发起过程的解读,对农民行动的逻辑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维权行动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看似怪诞,却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村庄舆论在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