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

从德性与中庸之道、德性中的善与美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厘定出发,深入地探究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并指出,正是亚里斯多德确定了一种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中庸之道,才使德性的善完成了向至善的过渡,达到了中庸之美。尽管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美存在着漏洞、混乱和空白,然而,他开创性的工作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充满德性理论的美学家或者说他是一个当时最懂美学意义的道德家。     

幸福即是最高的善——亚里斯多德的常人的幸福观

幸福概念是亚里斯多德道德理论的核心.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道德是常人的道德,这与柏拉图圣哲的道德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文探讨了亚里斯多德的常人幸福的三个重要条件,以便清晰地显现出亚里斯多德对于善的理念的变革和超越.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想

共和政体是亚里斯多德的理想政体，中产阶级是其依靠力量，中庸之道是其指导思想。该政体融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优点，兼顾了贫富两个阶级的利益。亚里斯多德的中产阶级出身，是这种理想的产生基础。“主权在民重在法治”等学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改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饶鲁《中庸》学的工夫论诠释及对朱子的突破

在批判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饶鲁对《中庸》工夫论做出了独到阐发。他精细辨析首章之"戒惧"、"慎独",以"事物既往、思虑未萌"析不睹不闻之义,辨不睹不闻与未睹未闻、独睹独闻之别,剖戒慎与恐惧之异,判事理与内心之离。提出中庸之道当以变化气质为功,坚持忠恕意义的单一性及忠、恕之别,从知行相因、体道之要角度对"三达德"作了精彩阐述。提出"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注重工夫之简易可行,显示出朱子学内部酝酿的某种心学倾向。其《中庸》工夫论的阐发不仅丰富了《中庸》学的诠释,且对朱子学有所突破,对宋元理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柏拉图《美诺》中的德性论——解读苏格拉底对美诺三个德性定义的回应

德性论是柏拉图哲学、伦理思想的首要主题.柏拉图的《美诺》是直接处理德性问题的一篇重要哲学对话,也是柏拉图唯一一篇以德性本身为主题的哲学文献.该对话通过追问“什么是德性”、“如何获得德性”以期获得关于德性的知识.柏拉图《美诺》中关于德性论的哲学之思主要内蕴于苏格拉底对美诺三个德性定义的回应之中.三个回应一方面旨在显明追寻德性之为德性所必须厘清的三个争辩:“列举”与“定义”之辩、“多”与“一”之议、“美”与“善”之争,另一方面旨在阐明作为“无知之知”的知识乃是德性的核心要义.     

麦金太尔的善观念批判

在麦金太尔的理论体系中,善观念占有第一的位置.但是他所说的善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麦金太尔只有德性理论,而没有关于善的理论.但是,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由于他的德性理论以善观念为前提,从而可以从他的德性理论推论他的善观念.他的善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内在于实践的善、个人生活的善以及共同体的善.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怎样为摹仿艺术辩解的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艺术理论家。他是柏拉图的优秀子,在雅典向柏拉图学习达二十年之久。他学问渊渊博,著作宏富,马克思说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认为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他的《诗学》,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正如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诗学》是第一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讫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又说:“亚里斯多德是篇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     

对传统悲剧观的异议

悲剧,这个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命题,它身上凝聚了多少圣人智者思想的光辉.最早对悲剧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是亚里斯多德.他在《诗学》第六章里给悲剧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摹仿,”亚里斯多德提出悲剧“严肃”的特性,是相对古希腊喜剧的“滑稽”特性而言的.对当时希腊戏剧来说,这个理论是十分确切的,因为它准确地区别了悲剧与喜剧(古希腊戏剧的全部类型)最关键的特性.     

中庸之道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

中庸之道＂执两用中＂,探讨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结,是朴素的辩证法。但中庸之道过分夸大了＂中和＂的地位和作用,否定矛盾转化,试图阻止矛盾转化,窒息了自身的辩证内容,从而滑向形而上学的边缘。中庸之道形而上学的缺陷,终究使中庸辩证法大打折扣,反映了中庸辩证法的不彻底性。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亚里斯多德的教育思想与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是古代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转入危机时期.面对城邦经济的瓦解、政治的动荡不安、社会风气的败坏,古典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一套挽救城邦危机的设想.虽然,历史并没有以亚里斯多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具体的教育主张,却对当时希腊及以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就亚里斯多德以教育挽救城邦危机的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试论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

试论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杨荣“摹仿”是亚里斯多德《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理论的基石─—“摹仿”。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按“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对艺术进行了分...     

亚里斯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莱辛的《汉堡剧评》不只是一部普通的18世纪戏剧评论集,它还特别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因而处于《诗学》解释史上古今交汇的关键时间点。本文从分析莱辛"以亚里斯多德说明亚里斯多德"这一解释学原则入手,试图在现代语境中揭示这一原则对重启《诗学》根本精神的再理解所具有的非凡意义。莱辛的独特主张和亲自实践,使他对《诗学》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局限于《诗学》本身,而是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整体特别是与《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建立了有机联系。这是对现代《诗学》解释传统的重要修正。这一返本开新的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恢复认识《诗学》与人类情感(特别是悲剧情感)的本然关联,与政治和伦理的对话关系,以及对改善人心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     

彰显修辞人格,传万世家训——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颜氏家训》修辞人格研究

《颜氏家训》是我国蒙学的重要经典,被称为"家训之祖"。这部典籍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和其说服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修辞人格"这个概念是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并将其列为说服力的重要来源。"修辞人格"概念及其凸显手段理论得到了包括亚里斯多德、西塞罗、坎贝尔、海德格尔等重量级西方修辞学家的阐述和发展。作为诠释说服力的重要概念,修辞人格的相关理论为我们解读《颜氏家训》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经对经典的发掘与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实用智慧、美德、善意、声誉、文风、身份角色以及"精神家园"的建构这些修辞人格的主要构件在增强《颜氏家训》修辞力及使其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上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恶”是什么-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善分为两个层次:幸福是最高的、真正的善;其他的事物则因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第二类的善。对于至善他们都认为是没有恶与之相对应的,恶只是与第二类的具体善相对应,恶也就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现实中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现至善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第二类的善,因此,恶就是与德性相对应的人的品质。这样,他实际上表明了,行为以及每人的善恶实际上都在于自己,恶要由行为者自己负责。     

《中庸》的伦理反思

《中庸》表面上拒斥极端,主张适度,实则不然。它遵循差异优先于平等的原则,固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藩篱,忽视人的平等与联系,推崇人的差异与对立,乃至陷入相互伤害之困境。有鉴于此,新中庸之道秉持平等优先于差异的原则,尊重人与人平等基础上的人性差异,主张"勿伤害"的底线伦理。在新中庸之道这里,"勿伤害"既是个人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的基本正义诉求。     

从美到德性:环境美学的新方向

当代环境美学需要自觉引入伦理学,以德性为环境审美之基,化伦理德性为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以善求美,化善为美.环境美德是指面对对象自然时,人类应当尊重自然、同情自然和关爱自然;面对环境自然,人类应当对自然有感激之心、依恋之情和敬畏之意.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试探

一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时,强调悲剧应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在《诗学》第十四章中又说:“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既然这种快感是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通过诗人的摹仿而产生的,那么显然应通过情节来产生这种效果”。亚里斯多德指出悲剧的这种独特的快感能使人们的思想情感得以受到教益和影响。悲剧艺术的这种快感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称之为“卡塔西斯”(Katharsis)。     

论劳伦斯的女性观

劳伦斯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也是行动者,但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始终沉淀在他的心里,使他深受父权制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的等级制及卢梭的男女自然本位观的影响.劳伦斯在尝试指出妇女达到真正完美幸福生活的途径时,不免流露出其男权意识形态,他笔下的女性也就显现出强烈的异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