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与融合

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面临多重风险的社会变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为农民工提供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通道。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被排斥在制度范围之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日益凸显。结构性制度排斥是现行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根源,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二元结构下的就业制度导致农民工难以承担城镇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二元结构下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更是难以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化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有效途径。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推进一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城市化的壁垒。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方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转换机制,逐步将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新农村建设

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它阻碍了社会正常发展,是一项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主要是对农民的轻视和限制;造成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影响社会公正;无代价向农业提出积累以发展工业、限制农民进程;导致社会成员的不平,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其身份永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社会资源配置与发展实行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导致农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土地产权不清晰(农民只有承包权,没有转让和出租权);土地使用权有期限;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现有的土地制度,农民的家庭承包权不仅缺乏明晰性和排它性,而且缺乏安全性,同时又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农民的流动,阻碍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     

法律技术与户籍制度困局

我国和户籍制度有关的问题是一团乱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最大的耐心注意法律的技术。本文提出了对上书全国人大请求对《户口条例》进行违宪审查这种解决方式的疑问;通过现实中的一些具体事例的分析,说明户籍制度所涉及问题在中国的复杂性和法律技术的重要,表明笼统地谈论废除户籍制度无法实际上减轻弊端,甚至有适得其反的后果;讨论了基于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区别待遇、以居民身份或定居期限为享有某些权利前提条件问题的美国案例,也在于说明类似问题在美国的复杂性和法律技术的必要,强调在具体案件中发展精致的法律概念和运用区别与分类管理的技术;总结了怎样逐步消除户籍制度的僵硬性和弊端。     

苏联——芬兰:在时间支配上的差异和趋势

这是苏芬两国社会学家1986—1991年的协作科研项目。在苏联调查了三个城市:普斯科夫市(俄罗斯联邦)、瓦尔米埃拉市(拉脱维亚)、夏乌里亚市(立陶宛);在芬兰调查了所有城市。时间支配的结构调查市民的人数:芬兰为1861人;苏联为3287人(其中瓦尔米埃拉市891人、普斯科夫市2396人)。调查的活动内容分8项:工作;家务;照顾子女;购物和助人;睡眠;饮食;打扮自己等;自由活动。调查资料表明:苏联市民每周用在所从事工作(包括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上的时间约为38小时,比芬兰市民多13小时。用在家务上的时间:瓦尔米埃拉市居民为16小时,普斯科夫市居民为14.1小时,较芬兰市民(12.8小时)多出约4小时。两国市民每周的总劳动量(工作和家务)所用时间相比:苏联市民比芬兰市民多17小时。在照顾子女上两国市民每周所用时间相差近一倍:芬兰市民用2.9小时;苏联两市市民分     

"城乡统筹"从何入手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政策。在农村采取粮食统购统销等办法,从农民那里提取了大量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同时以户籍制度为界限,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实施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形成了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但这种城乡格局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这一数字不到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的三分之一;而且农民的人均税负水平远高于城镇居民,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受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还难以实现自由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受到歧视性政策的束缚,在就业、社保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目前的财政、金融、教育体制,也不利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民事身份登记及其应有范围

本文通过对身份概念的考察,界定了民事身份的私法性质,确立了身份登记制度具有公法意义和私法效力.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和国外有关法律的比较鉴别,确定了身份登记的应有登记范围,使所有围绕主体而展开的各项法律内容都能被登记下来,尤其是事关个人人格之信用信息,以供他人查询,实现身份登记制度公法上有效管理人口和私法上保障社会交易安全之主要功能,以弥补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不足.     

距离正在缩短——一个农民眼中的城乡生活方式

我国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大量崛起,为农民在原居住地谋求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伴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使更多的农民有机会走出原来狭窄的生活圈子而接触城市文化,原有城乡严重隔离的封闭格局逐步被打破,昔日的农民正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和姿态出现在城里人面前。与以往相比,今日农民除了对吃商品粮的“国家户口”仍怀有某种程度的向住和追求(户籍制度没有给农民提供安全感和保障感)以外,城市早已不再是这些乡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     

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消费研究

新城镇居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问题。文化是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桥梁。调查显示,新城镇居民人均月文化消费支出约为117元,约占其月平均收入的4?1％,不论是文化消费额还是文化消费支出与月收入之比都偏低。同时,新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居住地文化设施、新城镇居民身份认同、身体健康状况也对其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市民身份认同既是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也是以文化消费促进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中介变量。因此,从有利于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从文化本身出发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要跳出文化审视文化消费,尤其是要培育新城镇居民的身份认同。     

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民身份转型探析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近十余年来户籍改革的历程,探讨城乡二元结构的断裂与弥合的成因与现状,并经由相关研究的观点梳理,阐释农民在此过程当中面临的身份转型困境。在此基础上,借助回应相关问题,揭示农民在未来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进路何在,省思学者于其中的终极关怀。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如何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报告回顾了现行户籍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分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功能和户口的固定性、等级性、价值性等特性,总结了十年来户籍制度已经作出的初步改革,提出了今后改革的近期步骤和长期目标。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强化户籍制度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功能,转移控制城镇人口机械增加的特殊功能,逐步淡化分配生活资料一类的附加功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牵头。本报告执笔者丁水木,课题组负责人,该所所长,副研究员。参与报告起草与讨论的课题组成员有: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吴书松、许妙发、王莉娟,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王景泉,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闻莲芳,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办公室林青山。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短期与长期选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它的基本特点在于其户口的不可迁移性。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户籍制度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从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这样通过采取积极推进、分步到位的办法，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户籍制度。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化现象分析

“农村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伴生的现象.农村化主要表现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非农化、身份农村化”和“生活市民化、身份农村化”两个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行政单位的流动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非本地户口人口中农村户口人口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化现象不断扩散的结论.同时,本文从人口流动政策、户籍制度、隐性失业和城市化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且对农村化现象带来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市民化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

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笔者在文中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即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为公民身份而斗争: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政治学解释——以四川G镇的抗争事件为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分析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新的解释视角。被征地农民的抗争促进了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生产出行动主义公民(activist citizen),并且众多的公民抗争行动还能借由逆向驯服能力促使政府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此种解释不仅有利于深化学术界关于农民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而且展现出中国语境下公民身份发展的特殊图景。     

进城务工人员养老保险模式探究

所谓进城务工人员,按照郑功成先生的解释,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近年来,围绕着建立适合进城务工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各地各级政府开     

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及其原因

总的说来,大部分人认为现行户籍制度是要改革的。而事实上,户籍制度改革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但进程缓慢。本文分析了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今天的改革之所以止步不前是因为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行制度既得利益阶层的阻碍。最后分析了改革困难重重的深层次理论原因。     

从“同城同待遇”到“同城同待遇指数”——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人口城镇化政策

中国人口城镇化政策必须超越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认识中国已经并将长期处于市民、农民、移民(流动人口)三元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一揽子谋划解决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追求“同城同待遇”,并不是指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市民、农民、移民享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待遇,而应该是“同城同待遇指数”,即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农民、移民的待遇指数基本相同.要围绕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做好人口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在定量分析测评待遇指数的基础上,采取“完善市民待遇、提升农民待遇、落实移民待遇”的路径,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待遇指数,最终实现“同国同待遇指数”和共同富裕.     

简论我国的农民地位问题

目前,农民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等多方面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别。其成因既有传统的户籍制度、城市偏好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等体制性因素,也有对农民地位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提高农民地位当务之急是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归还农民权益和自由的政策。     

公民身份视野下中国底层阶级的形成

当前中国出现一种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是何种机制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检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对之做出解释。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包含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复合概念。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是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现行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下遭遇诸多排斥,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排斥。这些排斥机制造成相关社会层级的权利贫困和身份地位的底层化。公民身份的内在排斥性与国家的控制性思维紧密关联,只有改变政治控制思维以及以之相连的排斥性公民身份,才能遏制由制度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     

失去户籍优势的城市女性

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加强人才的合理流动 户籍制度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1958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而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