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综述

甘青地区文化遗存丰富,文化特征多样,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考古学异常发达,形成了多种考古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本文综述了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各考古文化的基本样貌、特色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状况,为人们认识甘青地区文化打开了一扇了解之门。     

北宋真、仁时期甘青藏区的民族法规初探

宋真宗、仁宗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北宋竭力经营甘青藏区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迪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藏区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此法律规范对当时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对比研究

从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的主要器形、陶质陶色、制作方法、纹饰等方面对比研究,从陶器的角度分析两个地区的先民是否存在文化交流。通过初步研究表明辽西地区的彩陶受到了甘青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彩陶的影响,甘青和辽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

吐蕃自公元7世纪在西藏高原兴起后,不断扩展到今甘肃、青海地区,甘青地区藏族逐渐形成。本文在考察甘青藏族来源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作了深入研究。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研究

石构墓葬是甘青地区史前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类文化遗存，根据结构特征，可分为石椁墓、石围墓、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四种类型。石椁墓和石围墓出现最早，始见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宗日墓地。随后，石构墓葬的类型增多，出现了石封门板墓及石封堆墓，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渐沿黄河向东拓展。整体来看，共和盆地以东至兰州附近是甘青地区石构墓葬的主要分布区。至迟在青铜时代，这类墓葬已经开始向周边扩散，川西北是主要的影响区。东周时期，伴随着东部周秦文化势力的西渐，甘青地区的石构墓葬渐趋消失。     

甘青地区藏族生态移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多层面向探究

"美好生活"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和研究转向。在甘青地区,生态移民政策重塑了藏族移民的生活样态和机会结构,影响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定义、建构和实践方式,具体体现为七个层次的美好生活观念。吃穿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诉求;资金是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教育是美好生活的代际期望;工作是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互助是美好生活的道德价值;政策是美好生活的社会保障。作为当下受生态文明建设影响较为深刻的一个群体,甘青地区的藏族生态移民对美好生活观念的多层面向较有代表性地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特点、成就和经验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思想特点、继承关系、治理成就、主要经验及失误,并对其进行了评价.文章认为,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摸索到了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规律,具有超时代、超地域、超阶级的普适性,如国家屯牧制,土官、土司制,金瓶掣签制,灾荒应急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可以在民族区域的治理中借鉴.     

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

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是清中央对甘青藏区的统治逐步强化和深化的结果,对维护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绿色包容性发展研究

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区位重要,空间分布上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高寒高海拔地区在地域上的耦合,影响民生改善的多种因素交织。本文基于田野调查法分别就住房、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和社会保障、就业、家庭收支、生态环境、社会安全与社会公正等方面调查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论文构建绿色包容性发展分析框架,提出以绿色包容性发展理念促进该区域民生改善,建议增加经济机会,提高经济参与度;确保经济机会均等,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包容多样性,关注生活幸福感;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充分考虑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共享式绿色发展。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勤勉、严谨、务实、创新——大学生学风培养的目标与途径

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勤勉、严谨、务实、创新是大学生学风培养的总体目标.高校可结合学生的年级特点和任务培养勤勉的学风,通过规范的日常管理培养严谨的学风,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培养务实的学风,结合重大比赛培养创新的学风.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