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事审判中的情理因素意蕴与现代适用

在司法的“社会学的时代”，现代民事司法裁判技术必须从简单依据刚性的法律规范这种“公开的文本”，走向吸纳融合情理规则的“隐藏的文本”。基于诉讼的进入、职业意图和程序滥用等原因，势必使得柔性的调解机制平台、常识化处理依据和高弹性的释明权行使成为现代民事审判的发展框架，而其中的技术运用核心还是源于情理因素。     

清少数民族诉讼中情理的女性适用

情理是中国传统司法的灵魂,它促使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灵活性,情理与法律共同构架了古代司法审判的法源,形成了一种法文化传统或精神,这种法文化特质并未消逝,还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司法文化。情理在清中前期诉讼中普遍适用,情理的内容既有常情常理,也有主流价值观,即"纲常礼教"。情理融入规范,参与审判,成为审判的依据,特别是在女性的案件适用中,从而构架了传统中国的灵动司法。情理的土壤,源于物质生活条件,源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源于与多元文化共生的多元观念。     

欧阳修的文献学方法

宋代著名文献学家欧阳修非常重视文献的考证工作,他精通"书证",立足文本,主动寻求文献依据来支持结论.擅长"理证",求情责实,情理推断法、逻辑论证法运用娴熟.尤其是在"书证"之外,又用"物证"加以验证,开启了后世"二重证据法".非常可贵的是,他还把"理证"和"书证"相结合,运用了综合考证的方法.     

司法裁判中情理的规范性转化

情理兼有事实性与规范性。在传统司法中情理具有法源意义,在现代司法中情理不具有裁判依据效力。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环节,法官的情理考量皆可作为裁判理由以建构裁判规范。诉诸情理是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必要途径,积极修辞是情理表达尤其是激发情感认同的特殊修辞策略。裁判文书修辞诉诸美好持久的感情比诉诸短暂丑陋的感情更为可取。情理表达的修辞策略需与特定案件的性质、修辞目的相适应,情理考量的结果应与现行法实现规范融贯。在裁判规范的建构与表达过程中,情理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了规范性转化,推进了“合情合理”裁判的产生。     

民事裁判错误问题研究——以法律救济为视角

民事裁判错误作为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救济应是一个亟需关注的论题。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裁判错误的界定以及相应的救济程序的设置都存在着问题。因此,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有必要将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重新定位,由"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转变为"依法纠错",在"依法纠错"的指导理念下建立健全民事诉讼法规,界定民事裁判错误的范围,设置合理的法律救济程序。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情理初探

在清代,司法实践的根本依据不是成文法,而是自身含义带有极大非实定性的情理。可以说,情理构成了清代的司法精神。那么,以灵活变通为追求的情理,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实定的核心,或者说情理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存在,它产生于怎样的社会土壤?本文将从情理的词源含义、法律含义等角度入手,分析情理的本质;并从伦理作用下的情理与情理中的伦理两方面阐释情理生存的社会土壤。     

现代司法理念下中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

选择从现代司法理念的视角解读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检讨我国民事审判模式、审判主体、审判程序和审判证据等,不仅是为了解决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民事审判制度,解决我国民事审判的现行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的矛盾冲突,早日实现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现代化”。     

“民事司法能动性”解析

在司法政策引领下,民事司法能动性日益凸显。民事司法能动性是我国民事法官依法所享有的对个案进行合理解释、平衡、选择法律适用和填补法律缺漏的能力和权力。它既不同于公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又与司法能动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并在主体、对象、方法、依据和目标具有显性特质。为确保民事司法能动性的规范、合理运作,应当从民事司法能动性的原则论、目标论、限度论、方法论和保障论着手,架构民事司法能动性的科学体系。     

论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文书的形式

依据现行立法,由法院作出的民事“执行依据”文书主要有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决定书、民事调解书和民事命令五种。在司法确认制度试点阶段,地方法院曾使用过判决书、支付令、决定书、调解书和确认意见书等多种文书形式。理论界主要有判决书说、裁定书说、决定书说、调解书说和确认书说五种。2013年1月生效的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确认文书形式为裁定书,这一规定面临诸多种困境,建议将调解书作为司法确认文书。     

"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农村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

"情理"之干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是一种正义观。农村基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经常遭遇法与情理的冲突。为了防止矛盾激化,法官不得不在法与情理之间采取沟通策略:在具体案件中利用情理地方性知识,采取当事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行为进行说服,甚至用非正式的方式操作法定制度,用法官的话说就是"乡下锣鼓乡下敲",其实质是把审判的合法性转化为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使审判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承认。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法律与政治分化程度低下,司法往往成为政治过程。     

商业秘密类刑民交错案件难点问题研究

间接侵犯商业秘密中，“应知”应达到与“明知”接近的程度且侵害人不能提出反证陡‘方能成立，间接侵害人“使用”商业秘密不包括不知悉商业秘密情况下的使用商业秘密制成的产品之行为。商业倏密类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应限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与刑事被告人完全重合的刑民交错案件。     

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行政与司法机关的协调——以“直接诉讼”和“后继诉讼”为视角

在反垄断行政机关执法之后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应当认可并尊重行政机关的执法结果。而对于直接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诉讼,若是由于行政机关认定经营者不构成垄断,当事人对此认定不服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司法机关应当不允许当事人就同一事由提起诉讼;若是当事人不经行政机关执法而直接提起的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应当与行政机关建立起信息披露制度,以细化互相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作为中国司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现代民法的“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完善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也从立法上保证了民事诉讼实践的公正、高效和权威.但该原则及相关程序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完善空间.     

苦命天子的好命老师——简论咸丰帝师杜受田

咸丰帝师杜受田在朝政中建树不多,不为人所熟知,死后却获得清代文臣中地位最高的谥号＂文正＂。这并非偶然,其人一生在＂生＂、＂试＂、＂事＂、＂逝＂等环节上,其实皆有成就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应为我们所注意。     

先验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政治设计——康德法权思想研究述评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和契约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探寻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永久和平＂的理念。通过对已有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理解路径、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探究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政治设计＂模式的价值与问题,即在他自身不可避免的二元形式主义倾向中论证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应该对每一理性个体的外在自由实行平等的约束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从契约到身份——论现代民法中身份的复归

近代民法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契约化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空前的满足。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单纯的契约自由不能真正实现契约自由,离契约正义则更远。因此,现代民法在某些领域重新导入＂身份＂要素,以对纯粹的自由契约引致的利益失衡进行纠偏。身份的适度回归体现了现代民法保护的价值转向,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完美结合。     

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

从宪法学的视角分析“周老虎”案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正日益成为具有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公民,成为当代中国日益孕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才会出现“周老虎”案这样广大公民借助网络媒介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现实案例。公民对虎照真实性的追问,其实是在质疑某些政府部门的诚信与责任心,表达对“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期盼。     

文化生态与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的几点想法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生态理念，文章对大文学史观的写史理念提出了几点看法。以“现代”作为论述平台，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改进和调整的必要性，重申加强被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大文学史观的生态视野下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     

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简

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监督权,要在法治框架下实现检察权与审判权、当事人诉讼权利之间的相互协调,遵循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法理基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使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更加明确,从原本的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扩展到修改之后的监督整个“民事诉讼”,除生效民事裁判之外,将符合条件的调解书、民事执行活动、法官违法行为等也纳入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界定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有助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