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实践性——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主要特征

与苏格拉底强调＂德性即知识＂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德性的实践性,不仅德性尤其是伦理德性的获得和实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而且伦理判断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实践,就连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最核心的概念中道,也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衡量标准,而是一个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依据实践不断变化的动态的量;而这种实践性品质,又根源于它的思维方式——考虑或推理的实践性。     

德性伦理如何可能——读《德性之后》

麦金太尔在其伦理学名著《德性之后》中提出:寻求规范合理性的规则伦理已经失败,回归德性伦理是惟一出路。他认为目的论的伦理思考方式是可能的,同时又提出作为人类赖以存在基础的传统和德性是相互支持的,因而德性是必不可少的。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论现代性视野中的德性伦理

作为对现代性之道德后果的整体回绝,德性伦理的复苏受到共同体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一致推崇,但对现代性伦理抨击的片面、武断倾向与理论构想的弱实践性却使这两股学术批判力量落入玄思、空想和精英化之嫌。尽管如此,在有效融合规则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呼声中,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普遍面临的新境遇,势必将有力地确证主导前现代性、淡出现代性的德性伦理在所谓的后现代性中的巨大价值,并对"德性之后"的伦理学建构予以深刻启迪。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德性伦理抑或角色伦理——试论儒家伦理精神

德性主题贯穿于儒家思想发展史，成为儒家学说的基本主题。由此而来的“率性”自然则成为儒家的做人法则或伦理精神。“儒家角色伦理学”提出在关系中生成意义，否定了抽象性、终极性概念。它无法解释性命天等儒家核心概念，因此未能够十分精准地描述儒家伦理学的基本精神。     

德性伦理研究

编者按:德性伦理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旨在探讨人类高贵的灵魂与幸福的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理论本身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德性伦理研究之所以会成为当代国际伦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当代人类的社会实践隐藏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道德的普遍性遭到质疑,道德主体与普遍的道德原则之间关系紧张,多元无序成为当代社     

德性伦理视域中的伪善

伪善是一种无善心却有善行的行为样态,在本质上是良好的善品性与基于此做出的善行为之间的断裂,伪善行为并非必然是一种恶.伪善只存在于德性伦理中.以"善人"作为人性假设以及熟人社会为发生情境的德性伦理面对现实生活时必然会导致伪善的产生.探究合理的德性伦理建设之路是防治伪善的最佳良方:通过合理的社会道德建设、个人道德生活安排以及正确处理好德性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伪善现象必能得到有效解决.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伦理心态的德性论阐释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勇敢、节制、慷慨、友善与诚实这五种美德是公众普遍希望每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德性,这些德性不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网络公共讨论中,根据不同的情景突出某个或多个美德,以此应对整个社会的卫生紧急状态。     

传统医德和儒家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对医学影响很深远 ,医儒同道是古代医学一大特点。古代把医术称为“仁术” ,“仁者爱人”和“仁爱救人”是古代医者的行为准则。儒家伦理思想贯穿于传统医德体系之中 ,对我们现代医生的从医行为和医德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美德伦理引领与见义勇为行为

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美德论伦理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作为西方的古老伦理传统,其极力倡导和诠释的各种伦理规范,虽然历经了几千年历史的荡涤与洗礼,但蕴含其中的丰富美德精神,对现阶段社会背景下见义勇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并逐渐失去它本身该有的公道困境,无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道德引领价值。     

铸造新德性: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

环境伦理学为传统伦理学在元伦理、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三个层面带来全局性革命,美德伦理学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新方向.虽然深层生态学为环境哲学的内在化、伦理学转向奠定了正确方向,但是美德伦理学的正面建设尚未开始.人与自然平等原则、人与自然共享命运原则和自然大于人原则是环境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环境美德建设围绕对象自然与环境自然两个维度展开.面对对象自然时,环境美德是指人类应当尊重、同情和关爱自然;面对环境自然时,环境美德是指人类应当具有感恩之意、依恋之情与敬畏之心.     

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伦理思想及其启示

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以确立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最为重要。儒家实现行政价值目标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行政主体修养行政道德,将行政道德内养于已;二是通过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要求和考核,促使其将行政道德外化于人。研究和总结儒家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进行行政伦理建设的理论经验和教训,无疑有益于当今我们党的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能力的加强,从而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建成、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德治、德育与师德建设

分析了德治的概念、作用及实施“以德治校”的重要意义 ,阐述了德育的概念及高校德育的功能和作用 ,论述了师德建设的内涵以及在“以德治校”和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弘扬儒家中和思想精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儒家中和思想是真善美的统一,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世界观、矛盾观,体现了其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观,体现了儒家的最高哲学智慧及其人生与社会理想境界.弘扬儒家中和思想精华,对于促进人自身、人与人、人与国家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追求和谐一直是中华文明演绎的主题,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可谓生生不息。追求秩序、崇尚和谐作为我们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无疑也是我们当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协调和创新等功能,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来说是不无助益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是可公度、可通约的,二者都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马克思所谓“大写的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域,同时这些也是二者在伦理生态方面重要的整合点与互动点,可以说,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之境界的共同期待。     

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

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曾从政治伦理的视角思考过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立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和财富基础,而经济和财富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效率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重要的,公平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更为重要。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取决于民主建设、法治建设,而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说到底则是社会规则和社会规则意识的建设。规则因时事而变,但其所遵循的政治伦理理念却当一以贯之。公、正、平、和的政治伦理理念在现代政治中贯彻得好,和谐社会当下即是。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桑托斯认为公正德性为目的论伦理,道格拉斯认为他的伦理学为某种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二者都否认其公正德性为德性伦理。这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伦理类型,也不符合他阐述的公正德性本身。根据德性伦理的基本结构,公正德性应归属为德性伦理的范围,可以称之为德性功利主义。但公正德性又非仅仅是德性伦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