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售股解禁规模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全流通市场融资模式的建立,产生了数量庞大的限售股份,其集中解禁后能否有序上市流通,成为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Event Study),以沪深300指数成份股在2006年6月至2008年6月期间发生的487次限售股解禁事件作为样本,对限售股解禁冲击的市场效应进行了统计,并对冲击的显著性进行了双边Wilcoxon秩和检验,进而提出了化解我国限售股解禁冲击的具体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是事关我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借助序列相关检验和游程检验两种方法,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证综合指数的日收益率指标进行检验,可以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上证综合指数不具有随机性,股票市场属于无效的市场;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证综合指数具有随机游走特征,股票市场属于弱式有效市场.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基本格局,完善了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使我国股票市场从无效市场转为弱式有效市场.     

股权分置改革市场效应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是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制度变革。论文首先从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股权分置的形成、股权分置改革由“试错”到最终找到出路的曲折路径。然后分析股改一年来的市场效应。最后指出股权分置改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的证券市场距离成熟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对比分析——基于CAPM模型的实证研究

市场效率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基于CAPM模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的方法拟合CAPM模型中的β系数,对相应的统计量做出解释,是有意义的.以此,对比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变化情况,并得出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得到一定改善的结论.但是,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遗留问题正因扰着市场,对此亦应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     

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公司控制权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其本质是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协商方式重新分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行为,给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公司控制权市场治理效力的角度分析后股改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培育提出政策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资本利得税问题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已启动,从试点公司推出的改革方案来看,可能会引发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等资本利得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改革初期必然的产物,无法让市场自发调节。对非流通股股东课征较重的资本利得税,不仅可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甚至可以稳定股票市场,促进股权分置改革。     

T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从2005年4月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由试点先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趋势。而T族公司由于其本身资产质量不佳,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中必然存在各方面的问题。本文详细分析了T族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提出T族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必须以完善公司治理为基础的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2005-2006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改的943家A股票股改前后的股价表现,研究得出: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市场产生正效应;从股改初期与中后期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股改信心不足,并导致了投资者初期对市场未来预期的非理性;股权分置改革只是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间的一次财富分配,股权分置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效力有限且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依然表现出“政策市”的烙印。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是保障股改效应的当务之急。     

股权分置的路径依赖分析

以国有股减持和非流通股全流通为目的的股权分置改革作为上市公司股权制度的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股权分置的历史沿革和现阶段股权分置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分析,提出国家要克服自身的有限理性,降低对减持国有股的收益预期,确立对价参照标准,以明确投资者心理预期,减少制度变迁成本,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股权流动性分置制度变革--外部性与技术成本分析

资本市场股权流动性分置制度的缺陷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全球性竞争为特征的国家意志使国家有望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制度变革的外部力量 ,从而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现行股权流动性分置制度向全流通制度变革的关键是市场内国有非流通股的定价问题。如何制定合理的非流通股转流通补偿方案 ,构成了制度变革技术成本的主要内容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动量效应与收益自相关特征分析

本文以指数收益率特征作为动量效应的测度方法,以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对改革前后证券投资基金的“动量效应”进行了研究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随着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规模的大幅地提高,资本市场的动量交易特征明显加剧了,我们认为证券投资基金规模的增大造成了资本市场指数收益率动量交易特征的明显,这是其造成资本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     

基于市盈率视角的中国股改效果的实证研究

市盈率作为能够敏感反映出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方向标,在股改时期的反映如同戏剧性般涨落.股权分置改革对市盈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市盈率的内部变化是否可以观测出股改对国内股票价值估值方面的推动力?这些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文章以实证研究为主,样本数据采用上证180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时间纵跨股改前后6年,对股权分置改革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产权重置、价值重估与多重博弈

以实现存量股份流通为核心的股权分置改革已成功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均衡对价模型和一个多重动态博弈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经济学解释,结果发现,建立多种产权形式之间基于对价博弈的产权交易机制、实现产权激励相容,远比对价本身是否合理更为重要,从而揭示了改革得以成功的逻辑。     

论公司控制权的有效配置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股权分置改革和企业文化变迁中,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与理财将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全面推开后,控制权市场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探索控制权的科学安排与有效配置,对于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优化并提升公司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股权分置：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从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股权分置并不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是当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互妥协的外生产物。相反,它是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状况;股市的健康发展与股权分置制度弱相关,与上市公司质量强相关;实现股市全流通必须遵循渐进的逻辑,绝不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控制权交易绩效:行业差异与成因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以协商方式实现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重新配置,而控制权交易则是上市公司控制权动态配置的过程.以1997～2004年间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案例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以来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并且这一差异主要是由股权集中度的变化引起的.股权分置改革通过不断降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实现了公司控制权格局的重新安排,间接地起到了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其治理效率改善的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与股权结构

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其核心内容是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换取股份的流通权。理论与实证表明:支付对价的多少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但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的、流通股比例高的公司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对价。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会计信息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凸显。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它纠正了资本市场同股不同权的缺陷,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发生较大变化,但不足之处依然存在,成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重要诱因。保证国有公司会计信息需求主体到位、加强三会监管的力度,促进股东与管理层利益趋于一致,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重要意义。     

股改前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股权分置前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差异的理论模型,然后结合Logit和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股改前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进行了专门的比较研究.结果证明,股权分置制度下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股权融资,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则更倾向于债权融资.这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有较明显的影响,股改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有逆转趋势.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公司的破产风险、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程度等其他因素也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有较明显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治理结构特征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本年要“继续抓紧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建设”。股权分置问题的研究也涵盖其中。国有股权的存在是研究中国股市问题与国际经验相区别的一点。本文构造了“股权分置和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影响公司股权异常回报率”的模型,同时考虑股权分置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效益的影响,从而得到更为可信的研究结果,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思考和深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也为中国进一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提供了参考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