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評“史汉选讀”

王鄰苏先生的“史漢选讀”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計选錄史記十二篇,漢書五篇科吮容^詳尽的注釋,并有逐段的“說明”和全篇的“題解”。王先生这种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爱讀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学者,当有参考的阶值”(见本書內容提要)。关于該書的“說明”“題解”本文暫不論列,僅对注釋部分提出些膚淺而不成熟的意見,向王先生請教,并和大家討論。首先就注釋的体例說,令人感到蕪雜: 一、就使用語言說,一条文言,一条語体,甚     

对冉昭德先生:“关於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问题”一文的意见

讀“历史研究”1958年第八期冉昭德先生:“关于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問題”一文后,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一、冉先生根据“史記:季布列传”关于濮阳周氏把季布卖与朱家为奴的一段記载,提出“从冒充‘家僮’的季布,事先要髡鉗来看,反映了汉代的奴隸待遇。”;又說:“汉律,五岁刑为‘髡鉗城旦舂’……汉代的五岁刑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凡减死一等,卽入髡     

关于中國古史問題二三事

有关于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也許可以就是关鍵性問題,我們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或者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关于中國古代史的論文,往往陷于材料解释的爭辯,而有些理論問题,中國古代社会發展的规律性问题,許多是模糊的,概念不清的。比如,关于奴隸占有制的类型問题,在过去一直以希臘罗馬的奴隸制作为古典的形态,以为不合于这种形态的就不是奴隸制,近年來我們才清楚古代东方型的奴隸制,这和古典制不同,有着自己的許多特点。但不可諱言,因为有这么兩种类型的说法,我們的古史論文中的主要論点往往是和其中之一的类型相結合。过去是“言必称希臘罗馬,”現在則多了一个“古代东方”,是不是还有其它类型?中國奴隸制的社会形态会不会有自己的类型?     

老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身世二十年前关于老子的身世和“老子”这部书曾經有过热烈的爭辯。老子的籍貫和年代有問題;“老子”是一部什么时候的書有問題;老子究竟是誰也有問題。爭辯是有收获的,我們明确了許多問題,虽然不能說大家沒有分歧的意見了,究竟减少了分歧。問題所以复杂,部分由于“史記”老子本傳的离奇,部分由于“老子”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关于老子的籍貫,“史記”本身就有不同的說法,今傳流行的“史記”本文是: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高亨先生的“史記老子傅箋証”說: 孔穎达礼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陈国苦县賴乡曲仁里人也。”……是史記一書,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     

从《诗经》中的“束薪”看古代婚俗

“错薪”、“束薪”、“析薪”等词语多次出现于《诗经》中，古代注诗发微者，都有所重视，指出它们与婚姻爱情的密切关系。历来研究者也作了“束薪”、“析薪”所代表的婚姻意象的研究。本文试从“束薪”这一现象入手，多角度地分析它的文化内涵，从而反映中国古代婚俗的变迁和特征。     

论《红楼梦》的历史意蕴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是“史”的分支,因此,封建正统文人评论小说,基本上以历史著作的真实性程度为标准,他们把优秀小说誉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某朝之实录”。直至清代,仍有这种以史评文的余风,《聊斋志异》是部谈狐说鬼的小说,却也有人评为“淋漓载笔,     

隋文帝评价中的问题商榷

在隋文帝的评价中,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榷。如《隋书》儒林传和本纪史臣语云其“不悦儒学”、“不敦诗书”;又言他“天性沉猜”,“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史学界又认为隋文帝“立法严酷,统治黑暗”(《文汇报》1965年12月6日第4版束世征文).本文就此三个问题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論漢金非銅及其減退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和关鍵所在 兩汉史籍上关于黄金的記载,曾引起許多学者的注意和整理。顧亭林在日知錄卷十一、趙翼在廿二史剳記卷三均曾做过这一工作。馬非百在秦汉时代的货幣制度一文中更曾列表加以統計,其中的西汉赐金一覽表列举西漠十帝和王莽的赐金九十项,其中的西汉馈金一覽表列举王侯將相私家饋金十八项。馬乘風在中國經济史第二册中引錄馬非百文时曾加补充,彭信威在中國货幣史上册中也曾詳加分析比較:在西漢各帝赐金表中累計西漢十二帝(除了新莽)赐金总数为89万余斤,每次賞赐平均約为8,995斤,以十三帝計算,每帝平均赐与21,268公斤。     

談談“非攻”

“非攻”的学说是墨子首倡的。墨子生于春秋战國之际,当时正是奴隸制的生產关系快要崩潰,过渡到封建制的时期。大国兼并小國和各国间的彼此攻战都非常頻繁和激烈。墨子为了反对这种侵略和兼并,因此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墨子“非攻”的理由主要是認为“攻伐”是“不义”的。他說:“殺一人謂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非攻上)又說:“今至大为攻國,则弗知非,从而譽之謂之义,此可謂知义与不义之別乎。”(同上)为什么“攻伐”是非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     

庄子的思想

(一) 庄子的身世庄子和老子同称为“老庄”学派,史記中也是老庄中韓合传,本傳原文云: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園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庄子的籍贯和年代,这好象很明確,其实有一些问题是含混的。首先,蒙究竟是哪一國的属地,还有不同的說法,汉书地理志以蒙縣屬梁国,这是指西汉时的梁国,而史記会注考証引梁玉绳云:     

论区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志

一本問题提出的必要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爭論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能得出結論,这里面是确有些症结問題,糾纏不清,难于解决。例如,有人根据斯大林所說,在奴隸制度下,奴隸是奴隸主所能当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而秦漠則“殺奴婢皆当告官”,顯然这时的奴隸主已無权自由处死他的奴婢,因而他推断汉代不是奴隸社会。这一推断是不大妥当的,我們知道,即在典型奴隸制國家如雅典共和國,在法律上并沒有准許奴隸主可以任意殺戮奴隸的条     

关于大和时代日本的社会性質问題

大約在紀元三世紀前后,日本以大和为中心开始形成了國家的体制?哟似鹬钡狡呤兰o中期的大化革新为止,可称为“大和时代”。关于大和时代日本社会性質的問題,迄今尚在討論中,未獲得一致的結論。日本学者間的主張,大別之可分三类:卽氏族社会说(本庄荣治郎、黑正巖、内田繁隆等)、奴隸社会说(佐野学、白柳秀湖、伊豆公夫、早川二郎等)和封建社会說((冫龍)川政次郎称之为“农奴經济时代”)。而在同一主張中又存在着若干紛歧,例如奴隸社会論中一部分学者主張大和时代相当于奴隸所有制的全部階段,而另一部分学者則主張大和时代僅为初期奴隸制,大化革新以后始進入完全的奴隸社会。作为階級社会的起点,这一問題具有很大的重     

论泷川資言的“史記会注考証”

一引言司馬迁死后兩千年来,凡是談文学,談史学,談经学,談政治,談思想,談古今地理,以至談考据,目录,訓詁,风俗,种族等等问题的,几乎沒有不牽涉到史記的;史記是中国人民宝貴的文化遺产,具有世界意义的偉大著作。史記之重要如此,其关涉之面,又如此之广,所以兩千年来,关于討論史記的文字,真是以千百种計。这千百种有关史記的资料,在学术爭辯,和历史观察方面,仁智之見,每有不同。而史记本身,經过若干次补綴,傳抄,板印,与注解之后,自身就存在着許多问题。那末,我們若想对史記有一个正碻的看法,一定的認識,应当作一个总的整理才好。可說整理史記,早已是极迫切的任务了。但是整理史記,并不是一件小工程;首先必須正碻而全面地了解司馬迁,真实透彻地明暸史記本文和注文。更須要掌握全部史記資料,才能正碻地去分析与擇別。所以訓詁的知識,經学的知識,古今地理的知識,版本目录的知識等等,都应当具有。总而言之,整理史記,必得其人对祖国的学問,既精通,又广博,否则要想整理史記,是多有阻碍的。日本瀧川资言,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注意到史記,他自言汇集了数百种参考资料。并編摩多年,撰成史記会注考証一書。这在三家注后,总算是对史記一次規模最大的整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对司馬迁这部偉大的历史兼文学的著作,有何等     

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劍記”

(一) 明代李开先,是个著名的戲曲家。有人称他为“词壇之飛将,曲部之美才”。然而“明史”記載他的事迹,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章邱縣志”中的小傳,也是非常簡略的。开先的“閑居集”和“揭要集”,是研究他的生平的重要资料,却又很难見到。他的戏曲作品,大約有“宝剑記”、“登壇記”、“断髮记”和“一笑散”。至于“梧桐雨”一种,尚不能確定。这些作品,最容易見到的,僅有“圆林午夢”(附文秀堂本“西廂记”后,暖紅室本大同小異)。“断髮記”,据说日本藏有明万曆刊本。“宝劍記”,很久以來,只流傳“夜奔”一折(見“纳書楹曲谱”),最近“古本殿曲叢刊”影印了原刊本,才使我們看到了它的全貌。其他数种,目前还没听到说有傳本。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从生产力的变化上看中国古代社会的發展——兼评童书业先生对农奴制起源问题的认识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農奴制的起源是很早的,它和奴隸制几乎是同其古老的。早在家長制家庭时期,农奴关系便已經萌芽了。例如在日耳曼人家長奴役制时期,一个奴隸通常得到一間茅屋,一小塊土地,有他自己的經济,他以谷物和牲畜作为一份不大的贡稅缴納給主人,这一隸属形式便成为日后封建制度发展的萌芽之一。在周族克商以前的階段,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原始形式的農奴制——那就是“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的隸属关系。龍子称:“治地莫善于助”(孟子滕文公),可見这是一种比較緩和的隸属形式。周族的大征服曾將这一隸屬形式带到了普遍的地位。如左传定公四年载:魯衛之封皆“疆以周索”。“索”卽土地法。这是將周人     

钟嗣成《录鬼簿》对戏曲史的贡献

元代戏曲家钟嗣成历时十余年始定稿的《录鬼簿》,对我国古代戏曲出现以来封建社会长期轻视戏曲作家的传统,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在这部不过万字左右的著作里,他不仅把朗曲家的地位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当代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名目,恰当地给予品评;而且还勾勒了一条当代杂剧的史的线索。就这些意义上说,他的《录鬼簿》既是元代戏曲家写的当代杂剧史,同时又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开山之作。为了更好地认识钟氏的功绩,本文拟从《录鬼簿》以前戏曲家的地位、《录鬼簿》中戏曲家的地位和《录鬼簿》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三方面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