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分析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就是反对左倾路线,主要集中在反对左倾军事路线。一、左倾路线给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二、遵义会议前毛泽东遭受左倾路线的迫害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主要表现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和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三、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耐心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团结中央领导一起反左倾路线。四、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博古等人反第五次"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深刻剖析和批判。     

长征时期毛泽东的党建思想

长征之初,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致使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中央红军的长征之路走到了最危险时刻。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党的建设,改变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为红军胜利完成长征,重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揭发、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但是,遵义会议仍然肯定了临时中央的政治     

长征名单上最初没有毛泽东

1934年9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毛泽东，博古、李德最初也不打算让他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9月中旬把毛泽东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长征中的朱德和毛泽东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页,也是号称朱毛红军的朱德和毛泽东两人关系史上极其动人的一段。(一)中央红军长征的意图,开始只在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道,朱德和毛泽东都不在这个小范围之列。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通过他。临时中央请示共产国际,1934年9月30日得到回电同意,中央红军的突围才进入实施阶段。中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的筹划,朱德则为红军长征进行繁重的准备工作。他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兼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一九三二年春,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由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于翌年九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曾以反省和自责的口吻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     

广昌战役 彭德怀三次怒斥李德

开国元帅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期间,率领红三军团,为＂誓死保卫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决战。一生光明磊落、天不怕地不怕的彭德怀,与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三次怒斥＂洋顾问＂李德。     

长征时期的川滇黔边红军游击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在毛泽东等统率下,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重新采取前四次反“围剿”中有效的战略战术,在川滇黔边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红军长征开创了胜利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抵达扎西(今云南威信)后,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发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命令》。《命令》规定:“一、三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数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分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游击队成立后的任务是: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保护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经党中央批准,军委抽调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曾春鉴(六     

半条被子的故事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及中央、中革军委等共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1月初,中央红军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摧毁敌碉堡上百座,胜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二道封锁线后进入湖南汝城。11月5日,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分三路,从湖南汝城出发,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前进,拟与湘西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     

四川在红军长征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作用

四川在红军长征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作用元江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前称二、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三支主力红军经过了闽、赣、粤、桂、湘、黔、川、滇、甘、...     

红军长征背后的一份绝密情报

1934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已突破了苏区四周的防线.而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粮食紧张,弹药更是紧缺.在这种'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险恶形势下,一份绝密情报送到瑞金,使红军及时实行了战略转移,避免了更大的危险,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路.敌人绝密情报剐制定出来便落入我军之手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会议在庐山的牯岭秘密召开了.这是一次部署第5次"围剿"重大军事行动的重要会议.     

新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对于这次远征行动,现在史学界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反“围剿”和战略转移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具有伟大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之后,我们认为,对     

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根本任务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根本任务。是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达到分散和吸引敌人用以进攻中央红军的兵力，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这既是二、六军团的根本任务，也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一、红六军团是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红六军团原是活动在湘赣根据地的红17师、红18师。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未能打破蒋介五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长征。在主力红军行动之前．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先行突围，为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在给中共湘赣省委…     

机动灵活运动战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后,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重整旗鼓,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遵义大捷1935年1月,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纠集148个团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妄图将中央红     

长征大事记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月底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8月7日,红六军团从遂川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突围西征。12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北方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响应红军的抗日号召.开展抗     

军事顾问李德是怎样来中国的

在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李德是唯一一位曾与红军一起作战的外国军事顾问。也正是他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关于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一直众说纷纭。如今，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解密，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论黔东特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

黔东特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可低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１）黠东特区的工农武装潜力为红三军复兴革命力量提供了宝贵的能量，支持了中国革命大局中的小局转危为安，它同时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２）黔东特区重中之重的战略意义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作为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要冲之地，它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了有利的作战条件；在黔东休整─新的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开创新苏区，为中央红军突围牵制了大量敌军。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确定与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提出和确定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1933年“福建事变”时毛泽东提出建议,1934年5月中央初步讨论决定实施,并得到共产国际同意。至于转移方向,先是毛泽东提出向江浙皖赣转移,尔后提出向湖南中部转折,至9月初决定向湘鄂西转进。为此,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西征,“调敌”“探路”;选择突围方向;加强对粤军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对红军进行整训与粮弹的补充;制定详细突围行军计划;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逐级下达战略转移指令;等等。这些准备工作,保证了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推行了与之相反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括红军的建军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两个方面。建军原则主要是: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项任务。     

彭德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军事冒险主义的抗争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约一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巨大的代价,给予国民党军队有力的打击。可是,由于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致使第五次反“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