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对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研究的回顾

本文从国家性质对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意义、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家庭劳动分工与社会劳动分工的互动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变化的多种形态三个方面入手，对中国近20年来的妇女劳动或劳动性别分工研究进行了反思性的考察。在强调用劳动的性别分工代替原有的单纯对妇女劳动的研究，以及发展本土化的劳动性别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找出一种适合自身的方法论。     

社会转型对上海家庭结构的影响－－对500个家庭的入户调查

本文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从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发挥两个层面探讨了社会结构变迁与上海家庭制度的相互作用。指出上海家庭制度的变迁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它还有自身的自主性 ,其演变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按照其内在固有的逻辑延伸 ;尽管市场化改革已经引发了上海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但是 ,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上海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直接或间接导致我国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客观建构与主观认同两个方面,即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性别分层与科层制社会结构、性别权力关系市场化、法律政策规定的性别视角缺乏以及女性对社会性别文化的认同、女性价值观形成与自我期待等等。扭转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对策是:完善市场经济,调整家庭分工,提高妇女科学文化素质,构建社会性别文化的新形态和新话语。     

今天谁来做晚餐?

多少世纪以来，家庭厨房历来是女人的天地。在２０世纪中，女人的这块天地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考察家庭厨房和厨房中的女人的变迁，能够发现２０世纪中社会性别分工、性别角色行为模式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历程。本文通过对一个中国家庭中四代女性的访谈来考察研究她们与厨房的关系和变化，并以此折射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社会生活及其地位的变迁。     

平台劳动中性别分工问题及其现实出路

互联网平台劳动是共享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随着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平台职业性别分工体系。这一体系不是对原有自然性别分工的延续，而是对原有分工体系的社会技术性重构。相较于“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性别分工，互联网平台的性别分工更具隐蔽性，这种技术控制造成了现代女性的劳动异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性别分工理论中，消灭分工的根本手段是消灭分工的异化属性，而互联网平台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分工的异化属性，给消灭性别分工并实现人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社会性别的再生产:家务和瑞典儿童对家庭中性别平等的态度

儿童通过观察他们的父母而获得对于如何组织家庭生活的第一印象.作为观察结果,多数儿童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将"男性"的和"女性"的家务劳动概念化了.成人之间的通常是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对于家庭内的社会性别的构建至关重要.     

德国就业性别平等立法中的积极国家角色与中国借鉴

目前我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已经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较少从实施效果的角度审视规则设计的合理性。作为典型的保守主义福利政策国家,德国政府在促进就业性别平等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德国法在规则设计上以经济学、社会学效果为导向,这一实践可以为完善和实施我国就业性别平等法律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将加诸于女性的家庭责任转由社会共同分担,同时适度干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角色分工领域,引导男性承担家庭责任以实现两性职业与家庭责任的平衡,并对私人雇佣主体也设定禁止歧视义务。     

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家庭内部比较,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儿子在赡养父母时的总效应依然显著大于女儿,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更可能与父母同住。一旦控制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儿子的直接效应就仅在经济支持方面大于女儿。在生活照料方面,女儿的直接效应已经显著超过儿子。从城乡对比来看,这种“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出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超过儿子。所以,中国传统的以儿子为核心的赡养方式虽然没有彻底瓦解,但已发生明显变化,快速的人口转变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

近十几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触及俄罗斯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两性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和西方的学者们所作的研究表明,当代俄罗斯社会出现家务劳动分工和家庭内部关系平均化趋势时,过去家庭内部夫妻家务劳动分工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减少了,而夫妻二人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现象日趋普遍.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就业率和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隐含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的因素.     

两性职业期望差异的实证比较研究--以南京、上海为例

社会性别在职业期望差异中的模糊和多元化趋势,将会最终引导职业分工中性别差异的发展轨迹,这从一个视角说明社会发展不是加剧而是在缩小性别差异,但对不同的区域来说,这种变迁速率是不一样的.同时,社会性别的内涵也在不断地经受挑战,在劳动分工和职业选择上,男性和女性都因社会化的不同背景而导致各自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积聚起来就构成性别在职业中的交叉和融合,社会也将因此不断更新对性别差异的认知,并增强其承受力.     

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

本文以中日合作课题“中国都市和农村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都市分课题）对上海８００户家庭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特点。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是１９４９年中国家庭制度发生质变以来的延伸，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革、组织功能分化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等社会转型的折射。     

跨性别交际中语言差异初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制约影响着语言.性别差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语言中得到了一定体现.在跨文化交际中,性别文化差异势必导致男性和女性在交际规则、交际风格、心理定势、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为两性之间的交际带来困难.这些差异的形成与生理性别有关,但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社会心理等社会文化因素都决定了语言差异的形成.只有了解不同性别的交际规则和交际方略,培养性别文化差异意识,才能克服性别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交际失误,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要承认男女劳力的合理分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实现事实上男女平等的必要条件。为了使妇女能集中精力在社会劳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消除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些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劳动(社会劳动不包括家务劳动。家务劳动虽具有社会性,但不属社会劳动的范畴)分工中,还存在不存在合理的、相对的性别分工?要不要提倡社会劳动的两性分工?这种分工对妇女解放和实现男女平等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已经提出来,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对探寻我国妇女解放道路不无补益。     

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家庭丈夫拥有更多实权的为最多,而城市平权型家庭为最多;九成以上男女都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很满意或较满意,但妻子的满意度低于丈夫.对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资源假说、文化规范论、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都在夫妻权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个人拥有实权仅对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微弱影响,而被访者对家务分工和婚姻是否满意是最重要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预测指标,夫妻沟通时不被对方所尊重、配偶动手打人与家庭地位满意度呈负相关,并在妻子模型中有更强的解释力.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

1980—2000年间,瑞典政府为适应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克服中性-平等政策的不足,对性别平等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改革,性别平等政策目标由关注家庭中的性别中立转向关注两性的权利与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关注家庭内部与劳动力市场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由关注女性的地位转向关注男性的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本质表现为从关注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转向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利益。性别平等主流化开启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新视角,使各政策领域纳入了性别平等的向度,并进一步拓展了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使性别平等延展到社会的各项政策中去。瑞典政党虽更迭频繁,但性别平等政策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并使性别平等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瑞典这一时期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为世界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制定与发展提供了经典案例。     

城市低龄老人性别分工的社会学分析

在老龄化社会中,低龄老年人如何顺利而平稳地实现角色转换是一个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通过对某两个城市社区中的低龄老人进行探索性调查,发现在低龄老年人群体中,男性进行二次就业与女性操持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这是传统的"男外女内"性别规范型塑的结果,直接有利于男女两性在退休后避免角色失调,并且在深层次上具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     

《持久的不平等——妇女与世界发展》评介

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工作机会、生育状况以及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从7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关心全球平等问题的学者开始注意到,不管是计划的发展还是非计划的发展,都经常对妇女造成不利的影响,随着发展,性别之间原有的不平等往往没有削除,新的不平等却不断出现,而且这些不平     

城市发展与城郊农作物结构变迁——以近代上海为例

在近代上海城市扩张过程中 ,城郊农民紧紧抓住城市发展机遇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改变旧有种植结构 ,发展商品经济作物 ;拚弃落后技术 ,引进新技术 ;改换农业经营方式 ,发展规模经济 ,显示了近代上海农民较强的现代化欲望 ;同时也证明至少在城郊农业社会并不缺乏农业近代化的内在动力与制度创新 ,由于国家和整个社会没有提供外在的制度保障 ,从而延迟了其近代化的进程。     

年龄间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资源困境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家庭中不同年龄和代际间的社会平等问题。文章描述了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指出农村老年人群体性的相对贫困现状,以及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认为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文章还通过对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资源困境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是如何通过改变农村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及其权力和权利状况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