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同为异国传教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转变解析——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依据

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态度,经历了由对天主教的两分法到基本否定再到基本肯定的一个转变过程。最初,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传教内容和传教方式持批评态度,但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19世纪末,随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袒护教徒、干预诉讼引起民教纠纷以及两教冲突的增多,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趋于基本否定。民国后,在新教自身传教理念和天主教传教行为改变的基础上,新教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这说明由于处境不同,近代在华两教关系并非像其在欧美那样相互对立和敌视,而是有同为异乡传教人的某种身份认同。这种处境变化带来的认同变化值得重新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多元族群与国家建构:清代回疆治理的问题与省思

本文以清代回疆治理为视角,就清代回疆于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清代回疆基本治策因俗而治之赓续与变异、因俗而治之下清代回疆的地域文化、回疆伊斯兰文化的政治法律功能等多方面展开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指出清代回疆治理不乏成效,亦值得多族群关系与国家建设深鉴。清代对边疆尤其是新疆的治理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注入许多新的因素,也为我们当下的边疆治理提供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语录常常见诸各种文章.但是,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梁启超后期政治思想中的国民运动思想便是其中一例.     

清前期天主教在川活动与清政府的查禁

关于清代前期天主教在四川地区的活动及清王朝的态度,由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至今尚未进行比较系统地探讨。显然,这种状态甚有碍于四川反洋教斗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近几年来,四川省档案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在共同整理清代巴县档案的工作中,辑录了一批宝贵资料。这篇短文即系引用其中的部份内容撰成。 (一) 和当时全国情况大体一样,在康熙末年,四川地区对于天主教活动的限制日加严厉;雍乾两朝查禁之令不绝,到嘉庆年间,因大规模镇压国内秘密宗教,对天主教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因此,天主教处境困难,其活动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从而表现了如下的特点: 1、外国传教士不是以教堂为中心宣讲福音,而是以传教士个人秘密活动为主,并潜匿县及县以下的社会基层,分别串联、鼓动。例如,徐鉴牧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所谓“鉴牧”,据刘嗣坤供词称:“闻得祖上传说,西洋     

论李渔的政治态度与民族情感

李渔一生的政治态度凡三变:崇祯后期,年轻的李渔充满了为忠为孝的儒生情怀和慷慨轻财的豪侠之气;顺治初年,李渔政治态度和情感极为复杂。既有痛恨战乱、同情百姓、祈望和平的心愿,也曾有过舍生取义的想法。对于清王朝,有过激愤,也有过无奈;顺治八年之后,李渔已成为清朝顺民。三藩之乱时,他反对叛乱、褒扬忠臣、维护清王朝"王土"统一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总的来看,李渔没有恒定的政治情结与道义追求,李渔政治取向具有实用多变的特征。他常将个人需要置于家国利益之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李渔这种实用的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儒家观念,有着明显的市民色彩。     

清代华北村落的公共空间——以晋南闻喜东颜村为例

近年来,对于村落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作为清代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的村落,它是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载体,也是熟人社会的空间发生场所。它的公共设施,包括寺庙、村门、街巷和祠堂的空间排布,是历史的沉淀与选择。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