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十七年”时期中国出版的美国文学单行本论析

"十七年"时期,中国大陆共出版211本美国文学的中文单行本。其中,小说文体占比超过64%,剧本、诗歌、随笔等文体较少。这些中文单行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多以自由革命、民族解放为主线,反映美国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作家身份特征,对新中国广大群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收获了较多的好评。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基于杂语共生局面的“十七年小说”研究

十七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某种杂语共生的话语特征,研究这一特定的表里不一的对象,应该有更宽广的视角:要充分重视十七年小说对读者精神世界的满足程度,要有历史的连续性的视野,应放弃贵族化的精英立场。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家庭历史变革

新中国的成立使获得崭新身份的公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历史热情.反映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即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府行为,加之离婚、分家等民间行为,广大村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变革;家庭的淡出直接宣告着国家显赫社会地位的确立.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革命坐标框定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以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例

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亦即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与自我想象。然而作者不仅与其笔下人物息息相通,犹与其置身的社会历史休戚相关,撕掳不开。故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并不是任其心造的幻影,其三类知识分子形象,都不可避免地烙有彼一时代的革命胎记。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工业建设开始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表现工业生活、塑造工人形象成为时代赋予作家的重要使命,炼钢的内容大面积进入文学,形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分析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可以发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质,可以窥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纠缠关系以及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审美结构。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有意味的形式”:论十七年中国电影美术

十七年时期,中国的电影事业百废待兴,广大的电影创作人满怀热情去歌颂新生活、新社会,一大批高大全的工农兵形象在银幕上应运而生,投射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和中华民族特色。这段时期的电影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语境,遵循着当时的电影政策导向。因此,十七年时期的电影美术创作也会以有意味的形式贯穿在整个电影的创作之中,是为电影的题材所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导演们的政治无意识贯穿其中。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理想主义与当时的政治相结合,导致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伪浪漫主义,促使当时的文学创作最终走向了艺术的毁灭之途。     

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修辞最常用的是比喻,这是因为比喻的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能很好地说服民众接受公有制的思想,改变顽固保守的宗法伦理观念。这样,就使比喻修辞紧紧围绕在“合作化”之道而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具体表现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