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论对“温柔敦厚”的拓展性阐释

清代初期,一批儒家学者对"温柔敦厚"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们认为,按照传统诗教的要求,诗歌的表达形式可以"温厚和平""委婉含蓄",但在内容上则不必如此拘谨,激昂慷慨、哀痛怨怒的情感都可以表达,愤而不失其正无违于"温柔敦厚"。拓展性阐释的发生与明末清初儒学的反思思潮以及清初士人的个体经历、元明两个时期以来"温柔敦厚"的保守性阐释状况密切相关。拓展性阐释不仅丰富了"温柔敦厚"的内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传统儒家士人与天地同其大的人格理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温柔敦厚:"中和"美学观的典型性表述

"温柔敦厚"是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它源于儒家的"中庸"哲学,是将儒家关于思想道德的行为准则应用于文艺审美方面的自然结果,其逻辑推演的路径是由"中庸"到"中和",然后引申为"温柔敦厚".从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以"温柔敦厚"作为"中和"美学观的典型性表述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论王冕“梅花诗”与儒家人格理想

“梅花诗”是元末诗人王冕作品中的奇葩,凝聚了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格理想.“梅花诗”对儒家人格理想进行了诗意化的艺术塑造,以“梅花人格”为独特意象,既彰显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蕴,又凸显出独善其身的人格诉求.作为儒家“君子”人格的时代折射,“梅花诗”既对儒家传统人格理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又对后世儒家士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从阮籍、陶渊明看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归隐,历来被认为是道家的专利。其实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归隐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以前常被认为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和陶渊明,事实上正是儒家归隐思想的体现者。他们的生平和诗作所表现出的“时隐”和“道隐”,正反映了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论李梦阳的人格特质及文学创作

李梦阳多负气节,为明代"前七子"领袖,是当时文坛的翘楚.受陇右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梦阳表现出执拗个性、刚正不阿,崇尚气节、敢于担当的人格节操.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关学品质,具体表现为:(1)极力弘扬儒家的文学教化功能;(2)以复古求新变,达到提升士人精神的目的 ;(3)尚情贵真,散发出浓烈的庶民气息.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传承"工部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淳厚闳伟、刚毅强奋的风格.李梦阳以秦人而为"秦风",其诗中描写了秦陇地区特有的山川形胜、民俗民风等,均与明代中原、江南士人不同.凡此,显示出特定地域文化对作家人格心性的深度制约和影响.     

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现代青年人格构建

中国古代士人是当时的社会知识群体,士人精神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青年是现代社会的青春力量,其人格特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会左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向,因此,现代青年的人格构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正是试图从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中找寻对现代青年人格构建有益的因素,搭建二者的联系,更好地构建青年人格,使现代青年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论沈德潜诗学的“中庸”特征

沈德潜的格调论是儒家诗论的总结,合"道"的中庸性是其诗论的总特征,他的诗学思想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近乎完美。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合乎理学驯化人格道德的要求,反对过度激越的情感抒发。他能够抑平唐宋之争,避免明七子的门户之见,诗论中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识见超出了一般的儒家诗论。     

儒家"中和"思想与古典诗歌的审美生成

儒家崇尚的"中和"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多方面渗进与影响,含蓄蕴籍的"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诗学所追求的艺术极致与理想范式。受"中和"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温柔敦厚"诗教说的形成、诗歌意境的创造以及形神写照等方面,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中和"精神。     

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

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历史上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所褒者,主要是清议之士惩恶扬善,舍命不渝,努力维护汉家体制的儒家传统精神。所贬者,主要是士人横议朝政的方式及激进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褒评和贬评都有其合理性,但后人更为看重的是汉末士人清议的积极意义,其精神价值在历代士大夫政治间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     

"君子比德"说与儒家的审美兴趣

"君子比德"说是儒家描述理想人格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其实质是用自然物的某些形式特征来比附、象征主体人格的某些精神品质,从而使君子人格形象化、审美化,这一手法反映了儒家的审美兴趣主要倾向于人格美而不是自然美.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

"怀才不遇"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唐代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遇"现象的出现,与社会政治制度和用人政策有关,也与士人信奉儒家用世哲学,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胸襟抱负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发展至宋代,呈现出融合之势,对宋代文人的思想结构、文化性格和处世心态造成了很大影响,进而使其作品中的"怀才不遇"主题大为淡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儒家道德思想与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

传统儒家哲学的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塑造和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当前大学生道德缺失现象,提出了用儒家道德规范提升大学生道德人格的理念。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从孟子用诗看先秦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孟子用诗,主要将《诗经》作为政治文本和思想文本使用,是在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构建儒家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努力,既展示着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乌托邦精神,又彰显了儒家士人重新统一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此之后,将古代经典文本解读为对上讽谕君主、对下教化百姓、对己"独善其身"的具有现实功用的话语系统,便成为历代儒家思想家千百年中一贯遵循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