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长篇小说“乡绅”书写的文化征候

"乡绅"阶层作为乡土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存在,由于书写的视域与文化语境的差异,文学中的"乡绅"呈现多元的样态。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乡绅"的书写,虽然有道德圣者、民族大义的殉道者、乡村重建的"卡里斯玛"、启蒙失效的"乡村他者"等多种类型,但全然为正面形象。这体现了作家为破解新世纪中国乡村困境,而向传统探掘资源与途径的思考;也通过这些正面"乡绅"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丰富而复杂的乡村生态。正因如此,"乡绅"书写呈现极度理想化与神圣化的倾向。同时一味呼唤前现代社会"乡绅"文化的回归,在价值取向上,有现代性缺失之憾。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现实题材儿童电影文化透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儿童电影创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文本,但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并未做系统的梳理。通过从电影发展史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现实题材儿童电影进行界定与梳理可知：乡土与都市成为了叙事的核心意向,呈现出乡村书写、都市书写以及乡土与都市书写相融合的三种形态。从社会文化视野透视,这种儿童叙事表达与台湾地区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紧密相关;同时,其艺术创作又有着显见的成人省思特质,传达着创作者浓郁的人文关怀。从审美文化视野透视,这与台湾地区新电影以来的艺术审美风格紧密相关,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继承与延续。     

从现代性到自然史:再探乡村与现代性命题——以韩少功“寻根”乡村书写为中心

乡村与现代性作为基本命题,一直纠合于近百年乡村书写的流变深处,并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中得到了更为复杂矛盾的想象与呈现。韩少功作为这一思潮的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其由乡村书写走入的"寻根"困境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即乡村与现代的两难。这一方面源于其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想象本身即带有反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以致走入了话语冲突的旋涡;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通过文本实践,实际上走向了一个更为自然化的原初乡村世界。从阿多诺提出的"自然史"视野来看,这一原初乡村书写指向的正是一种超越性的乡村自然史。由文化寻根的困境走入乡村自然史的书写,韩少功不仅发掘出了新的乡村景观,也对乡村与现代这一乡村书写史上的核心命题做出了新的想象和探索。     

农民行动单位视域中的小亲族——以鲁西南S村为表述对象的个案呈现与理论阐释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

本文以浦江郑宅为例,从政治、经济、人口角度剖析集体化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变动情况,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困境"之中.文章以冲击-反应的分析思路,审视重大历史变动对农民的冲击及农民的感受,力图从乡村社会变迁角度去阐析当代中国历史.     

宋明话本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与两性关系模式构建

文、武是中国古代男性气质的核心,是男性气质的重要体现。宋明话本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书写呈现出了明显的偏重性、阶段性,实为一个持续构建的动态过程,与不同阶段的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而女性气质书写乃至女性形象塑造则更进一步地受制于男性意愿,在相当程度上实为基于某种男性需求而对当时的男性气质、男性形象所做的有益补充,是为男性意愿下的进一步"被书写"。受制于文化形态的男性气质书写、男性形象塑造与进一步受制于男性需求的女性气质书写、女性形象塑造彼此搭配进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本表现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性关系模式,并在两性关系的构建上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与男性意愿。     

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

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急剧衰退的危机.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相比,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危机的内在关联,可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鉴借.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范式研究

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社会流动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多重挑战。文化动力以独特的社会特性,使当代乡村的传统性得以保留、现代性得以丰富、未来图景可以期待,为乡村振兴夯实精神思想动力,筑牢社会发展动力,激发美好生活动力并赋予生产结构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围绕"乡土性"带来的"当地感"和"历史感"所构成的乡土文化,在"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和"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两种"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中的表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折射和思想书写,创造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思想范式,充分释放出文化在守护乡村历史传续、回归乡村精神故乡、塑造乡村生活图景和促进乡村均衡发展方面的导向作用,并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创新之路。     

传统与现代之间:民国时期皖人的自杀现象

自杀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民国时期,随着社会新陈代谢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并日益加深.在这一时期,皖人自杀现象非常普遍,原因各异,这其中主要包括经济贫困、新旧文化理念的冲突、社会纠纷与维护尊严以及忧国等几大类,传统与现代并重.自杀现象及原因背后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救济体系的崩坏、社会一体化程度的降低,以及社会危机、矛盾的多样性与严重性等深层社会特征.     

政治、时代与观念:“十七年”童话的文本规训与主题模式

"十七年"时期童话的任务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由此形成教育本位的童话观。文章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艺政策,概括了童话理论,归纳了童话的主题模式,发现存在"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式结构,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童话主题存在模式化的现象。1950年代的童话寓教于乐,将教育性和趣味性结合得很好,而1960年代的童话流于说教,政治意味浓烈。通过探讨主题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希望能对"十七年"童话进行一次深入性、整体性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童话的独特风貌,挖掘"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的内在复杂性。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与"三荒"问题——生态环境史视角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未能建成以"先王之世"相标榜的丰衣足食的乡村社会,其反倒成为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恶性互动的内在机制.其中,环境问题则是土地开发夭折与乡村社会过早陷入"三荒"危机的重要病理之一.最终,明前期的"三荒"现象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与它在前代的对应物一起推动着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试论陈济棠治粤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

陈济棠治粤时期,是民国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陈济棠在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其为"剿匪"、绥靖的需要,尤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甲制度因而被强力推行。这一时期广东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各地乡村出现过一时的"宁靖"。然而,保甲制度作为一种陈腐的制度和乡村日益民主化的政治诉求是相违背的。它不但未能有效的动员民众,反而造成几种基层制度的矛盾纠葛,实施的效果也难达设计者的初衷。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旅游发展与民族村寨的边界跨越——以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为例

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的旅游发展现实表明,这些村寨正呈现出自然边界、行政边界、经济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的跨越,正自然地向"城镇化"转型,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边缘乡村城镇化之路。     

1949—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基本属性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在评价1949年至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基本属性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以闭关锁国为论。这一论点不仅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一直奉行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政策,而且也没有如实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实际。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不能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相提并论,但"闭关锁国论"否定其开放性,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而必须匡正的。     

费孝通早期乡村伦理思想述析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费孝通在其对中国乡村社会特征及乡村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阐述中蕴涵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这一时期费孝通的乡村伦理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志在富民",是贯穿其学术研究和学术观点的核心学术价值观;勤劳节俭,是根植于传统乡土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产伦理和消费伦理;信任互助,是基于传统乡村血缘地缘和差序格局的交往伦理和分配伦理;乡土重建,是以实现乡村发展、农民富裕为价值目标的发展伦理。     

宋代牙人与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经济走向市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广大农民从国家束缚下解脱出来,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出于逐利的目的,纷纷走向市场。而适应小农进入市场的需要,牙人这一职业群体在宋代迅速崛起,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