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

1914年的清室复辟案与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案,作为袁世凯统治时代两次大规模的复辟运动。均为复辟图谋,又均由肃政厅对涉案人员刘廷琛、劳乃宣、宋育仁以及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进行弹劾,但是由于复辟支持对象的不同,前者以案件关系人宋育仁遣送回籍的结果告终,而后者尽管平政院院长周树模以及都肃政史庄蕴宽分别采取了"总统世袭"以及弹劾筹安会、称病辞职等政治策略,结果却是未能阻挡袁世凯称帝的步伐。这充分暴露出民初法律运行过程中政治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与司法独立

文章以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为视角,从平政院的构建、职能以及司法状况上着力分析北洋政府时期在这一领域的司法独立地位,并提出了平政院制度的设立给司法独立带来的一些思考。     

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

从清末司法改革到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和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近代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最高司法机关模式——司法院。在司法行政方面,大理院自始便拥有非常独立的院务自主权,司法院承袭了这一权力,并加以扩充;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是否合一的问题是民国制宪时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司法院长并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所以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从未真正合一。司法院继承了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并将其规范控制权扩展到宪法解释领域。民初大理院、平政院(肃政厅)分立,开日后司法院内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行的先河。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前,司法院体制已经渐趋成熟,甚至宪法本身也无法另起炉灶,根本改变既有的中央司法体系。如果说司法院本身的制度设计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际的司法运作则是腐败盛行。     

古代驸马选荐制度之变化

驸马是古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一方面是皇帝的姻亲,另一方面又可能是皇权的破坏者,是故历代皇帝都较注重驸马的选荐。在明以前,驸马选荐制度尚处于逐渐形成中,无系统规范的制度。明朝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加强,驸马选荐制度也随之而走向成熟完善。     

从中国古代官吏的低薪看高薪养廉的制度瓶颈

从古代官员的普遍低薪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出发,揭示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不难看出,正是集权制度本身导致官僚队伍的膨胀,从而使其高薪成为不可能。同时,集权体制又为官僚腐败提供了寻租空间。加之反腐的主要动力是皇权,而皇权又是集权的根源,因而古代反腐实质上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执行的。只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小政府、大社会”,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做到事省政清。     

论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的孝观念

在清代,孝观念渗透进了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清廷规定《孝经》是官员选拔考试的重要内容,还特设孝廉方正科给予有突出孝行者以官衔。制定终养政策,准许官员辞官归家奉养年老亲人。规定官员遇有父母等长辈亡故时,可离任治丧守孝。此外,还制定貤封制度,强调官员可以将自身所受的封诰改授自己的长辈以显亲扬名。清廷在官僚制度建设中如此强调孝道,主要目的是希望官员能像事亲一样事君,移孝作忠。     

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 ;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 ;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 ,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 (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 ,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 )及参知政事等 ;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 )中选拔 ,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书相和门下相—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 ,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

乾元元年,肃宗将天文机构彻底从秘书省中独立出来,并改名司天台,设置通玄院,建立司天五官,扩大官员建制,名副其实地突出了汉唐以来太史及其属僚"观察天文"的职责,进一步强调了"天文玄象"对唐代帝王政治的象征性"参政"作用,充分体现了肃宗在制度建设上"效法天文"的政治理念,对提高唐代天象观测的准确性以及中古时期的"天学"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选官途径的演变及启示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 ,其选官途径有原始社会的军功制 ,奴隶社会的分封、世袭制 ,封建社会的仕官、察举、九品官人、科举、游说上书制等形态 ,可基本区分为世袭、官举、民选、自荐四大类别。世袭制主要存在于奴隶社会 ,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而自荐———表现为古代的科举制、游说上书制 ,民选———包括民众向官方推荐和民众直接选举 ,官举———包括官察 ,即官方在考察的基础上直举和官方对自荐、民荐、民选的官员进行素质考察及程序监督等选官途径或方法 ,对我们今天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仍有着某些积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通过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治理腐败——兼论利益冲突、财产申报、官员伦理的关联及其意义

通过官员财产申报防止利益冲突,是世界上若干国家和地区治理腐败的经验之作。有效治理腐败必须实践"官员财产申报——防止利益冲突——抑制官员腐败"的制度,承认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并面对利益冲突的严峻现实,突出防止利益冲突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迫切需要。在既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础上,总结地方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官员财产申报的相关制度,以公开公示——监督审查——责任问究为主线,加快政策完善和立法进程,推进包括财产申报义务人、申报财产范围、财产申报审查与监督、财产申报法律责任以及官员财产申报配套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建立和运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官员财产申报置于腐败治理体系中加以考量,实施战略性规划、策略性推进——政治力推,社会协进;顶层设计,央地并进;重点突出,整体渐进;政策先行,法律跟进。官员申报财产是一项兼具政治性、道德性、法律性的义务,应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提高到法治的高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应当深入到伦理的层面理解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价值。     

雍正帝察吏之术探微——以《朱批谕旨》为考察中心

雍正借助引见制度考察臣僚,于一面之际考察官员的见识、才能、性情等等,但它难以准确反映官员的真实情况,误察、失察在所难免;他利用密折奏报监察百官的任职、品性、操守等等,洞微察隐,鉴察严明;但诈伪之辈往往＂挟保荐而放恣上司＂,官场舆论真伪莫辨,雍正也难免遭受欺隐蒙蔽。其统揽大权,穷一人之力无法明察天下百官,是其察吏之术的根本缺陷。     

北宋对官员家庭治理的要求——以闺门、女口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政府将官员的家庭治理视作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出现"闺门不睦"、"闺门不肃"等闺门之故的官员给予惩处。对官员置妾、雇用女口以及特定的两性关系也有严格的约束。官员不能雇用管辖区内的女子为其服务,同时要求官员洁身自好,不得与社会上的倡女有染,更不能纳倡女为妾。宋代对闺门之故的防治,严禁官员雇佣所辖部内婢女以防权力寻租,这些规定是加强吏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下加强廉政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分裂叛乱——读杜甫谴责藩镇割据的诗篇

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政治诗人。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繁盛到衰落的交替时代,对当时的腐朽政治、社会疮痍和民间疾苦,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而反对藩镇的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则是杜甫诗篇中“善陈时事”,“切中机宜”的最为突出而深刻的政治内容之一。唐代开元末年,普遍设立节度使,即所谓藩镇。肃、代之交,两河诸道数十余州都     

儒家“孝治”施政视域下“丁忧”制度的法律化、社会实践及影响——基于唐史文献资料的考察

"丁忧"守丧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遭逢父母之丧者应遵循的礼制。"丁忧"守丧由始于对死者哀痛之情而自发形成的社会习俗,经过儒家的一系列改造,并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相结合,经历了由社会习俗到封建礼教、由封建礼教到道德规范、由道德规范上升为封建法律的历史过程。唐代"以孝治天下"为基本国策,唐朝统治者为弘扬孝道而对"丁忧"守丧大力倡导、褒扬和旌表,并将其全面纳入封建法律,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强制推行"。丁忧"制度不仅涉及到仕宦官员的道德评判,更与其仕途命运相联系。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制度约束

在提供属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俱乐部产品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比较,做出搭便车与否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受俱乐部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比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模、官员工作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需要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采取适当的制度来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信赖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规则、产权制度、惩罚机制等。通过适当的制度约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搭便车动机。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反腐败制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本质上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学研究中的产物,它通过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交易的政治学这三个基本工具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理路。政府官员具有滥用公权力进行腐败的客观条件,而通过腐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考虑其自身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官员做出是否进行腐败的决策。而依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对制度设计进行调整,则能够对腐败形成有效抑制。     

清前期官员历俸年限探究

清代对四品以下官员实行记俸升转的办法,即按照官员任职年限,年满方可升转,因此对于"俸年"的计算就成为清代官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官缺不同,记俸分为京俸、腹俸、边俸三种,在标准上有所折算。因事离职的官员,其俸年接算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一制度以时间为衡量标准,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在实际行政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缺乏效率,升途壅滞等。清代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做了一些补充性规定和小范围改革。本文由清代"俸年"标准形成入手,探讨了清代官员的俸年计算方式,以及"俸满"对其仕途的影响。